我從事外交工作三十多年，1973年進入外交部，2009年離開外交第一線，36年時間，其中一半多的時間在國外，曾經擔任駐尼泊爾、新加坡和泰國大使，做過亞洲司副司長、司長。我的外交足跡主要是在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所以今天我就講幾個東南亞地區的外交片斷，和大家分享，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個片段：尼泊爾中華寺建設
第一個片段，我想講一講尼泊爾的中華寺。佛祖的誕生地在尼泊爾藍毗尼，在這里有我國建造的一座寺廟，叫中華寺。當然，其他國家也有，但是各國佛寺的建筑風格是不一樣的。中華寺的建成，為佛祖誕生地增添了一個盛景。那么，中華寺是怎么建起來的呢？這得從頭說起。
1995年，我出任駐尼泊爾大使。1996年的2月6日，尼泊爾政府邀請有關國家的駐尼泊爾大使一起去藍毗尼參加他們的佛教國際研究大樓的揭幕儀式。這天，我到后剛落座一會兒，當時的首相就進來了，我就迎了上去。坐下來以后，他話題一轉說：“大使，我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忙。十年前班禪大師在訪問尼泊爾的時候，曾經親自對我們的國王承諾，要在佛祖的誕生地藍毗尼建一座中華寺。但是十年過去了，中方還沒有將你們的計劃付諸實施，請你過來問一下。”在他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我還不知道這件事，因為我到任的時候，沒有人跟我提到過在藍毗尼建設中華寺的計劃。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馬上表示：“你提的這個問題我們一定會非常重視，我一定會很快給你一個積極的答復。”
回來以后我就馬上了解情況，果不其然，確有其事。1984年，在中國代表團出席科倫坡舉行的世教聯誼會議其間，尼泊爾前國王秘書、世佛聯副主席、尼國佛教復興會會長洛克達山先生向趙樸初團長提請中國幫助，復興藍毗尼圣地。同年12月，聯合國開發署駐華代表孔雷薩先生專程訪問中國佛教協會，請求中國參加開發藍毗尼國際委員會。中國佛協、國家宗教局對此很重視，后來作出一個決定，撥款三百萬人民幣，準備在藍毗尼建一座“中華寺”?？珊髞硪驗槟岵礌栒职l生變化，當時比蘭德拉國王還政于民，取消黨禁，實行君主立憲的多黨會議制。一段時間內，尼泊爾的政局比較動蕩，政府頻繁更迭。尼泊爾就顧不上這件事了，再加上物價不斷地上漲，三百萬做不了多少事了，所以一拖就拖了十年。那么，當下尼方又提出來了，我們該怎么辦？所以當時我決定到藍毗尼去看一看。坐飛機從加德滿都到藍毗尼，四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但是要坐車去可就不容易了，從加德滿都到藍毗尼，翻山越嶺，跨溝過坎，從早晨一直走到下午三點鐘才到。
到了藍毗尼以后，藍毗尼開發委員會的代表陪同我考察參觀了藍毗尼。藍毗尼南北長大約6公里，東西寬大約1.6公里。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叫“圣園”，老遠就可以看見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樹，菩提樹下有一個水池，水池旁邊豎著一根柱子，這個柱子就是阿育王柱，上面用梵文刻有一段文字，這段文字記載：“無憂王（阿育王）于灌頂之第二十年來此朝拜，此處乃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茲在此造馬像、立石柱以紀念佛祖在此誕生。并特諭藍毗尼村減免賦稅，僅交納收入的八分之一。”這段文字的記載與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面的記載完全一致。《大唐西域記》里也明確地記載著，當年唐玄奘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發現這里有一棵無憂樹，這個無憂樹已經干涸了，水池周圍有很多盛開的野花，阿育王柱已經倒地了。后來解說員就告訴我說，唐玄奘說的是完全正確的，現在的這棵菩提樹是六百年前栽種的，玄奘當時看到的無憂樹當時確實已經死了，這是六百年后后人新種的一棵菩提樹。也就是說現在在藍毗尼出現的菩提樹是后人栽種的。然后說這個柱子當年確實被雷電劈倒在地，石像也損毀了，所以現在豎起柱子，而沒有石像。
在藍毗尼園內還有佛祖的母親摩耶夫人廟的遺址，遺址中有一個石碑，碑上有摩耶夫人誕子浮雕，浮雕與佛教故事里傳說的佛祖誕生的情景完全一樣。解說員告訴我，當年之所以能夠發現藍毗尼，完全是得益于中國高僧的記載，包括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法顯的《佛國記》和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書。根據這幾部書提供的線索，在1896年的時候，當時藍毗尼的一個當地官員和德國的一個考古學者一起發現了這個地方。后來經過反復地考證，證明這個地方就是佛祖的誕生地。所以尼泊爾人說，如果沒有中國高僧的記載，藍毗尼的發現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非常感謝中國。
當地開發委員會代表領著我從北往南，再看了看寺廟區的情況。寺廟區一邊是上座部佛教的寺廟，一邊是大眾部佛教的寺廟。一般像東南亞一帶，比如斯里蘭卡、緬甸、泰國，這些佛教稱之為“小乘佛教”，又稱“上座部佛教”；往中國、日本、朝鮮等東北方向傳的佛教稱為“大乘佛教”，又稱“大眾部佛教”。寺廟區中間是一條中軸線，一邊是大眾部佛教的寺院，一邊是上座部佛教的寺院，他們給中國預留了一塊兩萬多平方米的地方。我一看，這塊地方已經茅草叢生，還有野兔出沒。他說，我們就等著你們來把寺廟蓋起來了。當時緬甸、泰國等一些國家，有的動工在建，有的佛塔、佛寺都已經建起來了。給我們的地方還預留著，但還沒有動工。
在藍毗尼考察完以后，我跟我的同事們一塊兒研究，覺得對尼泊爾首相提出的這個問題有必要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也是中尼兩國之間，包括佛教在內的文化交流，是加強兩國關系所需要的。所以我們建議國內把十年前就已經提出來的問題盡快地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做出決定，付諸實施。
我們的建議報告國內以后，國內非常重視，據說還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而且很快就作出決定，要馬上付諸實施。300萬不夠了，重新撥款，根據當時的市價，決定再撥3000萬，加起來是3300萬元人民幣，并委托浙江的一家古建公司來負責設計。
那么接下來就是什么時候動工建設的問題。1996年的9月，時任尼泊爾首相德烏帕又找到我，他說今年（1996年）是阿育王柱發現100周年，他們準備1996年12月1日舉行阿育王柱發現100周年的紀念大會，希望中華寺能夠在這一天同時奠基，這也使他們的大會更加有意義。當然，我們也覺得中華寺在這一天的奠基，借助紀念阿育王柱100周年的慶祝之風，可以擴大我們的影響。但時間緊，我們報告國內以后，國內很重視，馬上決定按照尼泊爾方面的要求，在12月1日這一天奠基。而且恰好12月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志訪問尼泊爾，那么在12月1日這一天中華寺奠基，也是為江澤民同志的訪問做一個鋪墊，對在尼泊爾這樣一個佛教國家來說，他們是很高興的。所以經過一番努力以后，1996年12月1日中華寺在藍毗尼隆重地舉行了奠基典禮。當時國內是由時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同志帶隊，同時分兩個團，一個是官員團，一個是高僧大德組成的僧人團，一共65人。奠基儀式圓滿地舉行。
奠基以后不等于是動工，因為圖紙還沒有被最后批準，還有一些準備工作要做。葉小文局長要求建筑工程隊抓緊時間，趕緊施工。第二年（1997年）的3月份，中華寺開始動工，并且由于各方都很重視，經過兩年的建設，中華寺就建起來了。1998年，我奉命調回來擔任亞洲司司長，在我離任之前去看了一下中華寺的建設情況，當時大雄寶殿已經建起來了，寮房建起來了，山門建起來了，總體規模已經起來了，就還剩下一些收尾工作。1999年1月，中華寺竣工驗收。國內派去驗收的人對中華寺的建設很滿意。最后2000年開光，同時舉行了首任方丈的升座儀式。首任方丈是懷善法師，他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的口號就是“我要做一個苦行僧、文化僧”。尼泊爾跟國內相比，條件非常艱苦，吃的、用的、行的，都非常的困難，但他們在那里堅持了整整十年?，F在藍毗尼的中華寺已經成為我們
培訓僧人的一所學校。他們在那里堅持晨鐘暮鼓，堅持念經修行，同時還堅持反分裂的斗爭。所以我們建設中華寺，在那里常駐的僧人不僅促進了中國和尼泊爾、中國和國際的佛教交流與合作，促進了中尼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關系的發展，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反分裂斗爭。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僧侶團在那里常駐已經十多年時間了，這里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在尼泊爾的一個佛教陣地，它對弘揚佛教文化，對促進中尼關系的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片段：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建設
第二個故事是蘇州中新工業園區的建設。2000年，我出任新加坡大使，剛到新加坡的時候，碰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問題。蘇州工業園區是1994年由中國和新加坡合作建起來的。但是到2000年，我到新加坡常駐的時候，這個園區的合作出現一些矛盾，需要解決。新加坡方面甚至覺得這步棋好像走錯了，不應該到蘇州去辦這樣一個園區，有的人甚至主張撤回來，說當初的決策是錯誤的，街談巷議，一片抱怨之聲。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說這個問題的出現，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的重要談話當中提到：“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借鑒新加坡的經驗由此提了出來。新加坡聽了這個話以后，聞風而動，時任內閣資政李光耀、總理吳作棟訪問中國時就做出呼應，說愿意跟中國一起合作，在中國辦一個工業園，把新加坡的一些經驗傳授到中國來。新方意見的提出是對鄧小平同志向新加坡學習的這個口號的一個呼應。蘇州很快就動起來，覺得是個機會，因為當時還沒有定下來這個工業園放在什么地方。新方不斷地派人來，包括他們的總理、副總理，以及一些部長，不斷地訪問中國，從南到北找地方，包括山東、吉林、廣西的北海、長江三角洲地區，他們找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地方。
1992年的10月，原駐新加坡大使張青回國述職休假。在北京的事情辦完以后，外交部就
組織一些大使到安徽去考察。這一天晚上他們恰好在黃山，張青大使就接到當時的蘇州市市長章新勝的電話，說張大使你能不能明天就飛到蘇州來，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張青大使就跟他說，我已經買機票了，明天一早就要飛北京，然后就要飛回新加坡，沒有時間了。章新勝市長當時就說，那我明天也到北京。所以第二天章市長在北京與張青大使談了建議把中新合作辦的工業園區放在蘇州的想法。
張青回到新加坡以后，把國內對雙方合作辦工業園區的一些想法，以及蘇州市的想法跟新方說了，他們很有興趣，說那請章新勝市長到新加坡來一趟，跟我們具體談一談。章市長很快飛到新加坡去了。當時除了李光耀、吳作棟和王鼎昌等領導與章市長見面之外，他們還舉行了一個兩百人參加的座談會。章新勝市長在這個座談會上把蘇州的優勢以及他們的設想作了一番介紹。在介紹的過程當中，他發現用普通話來介紹有的人聽得似懂非懂，于是就換成了英文來介紹。用英文介紹的效果非常好，新方很快就明白了蘇州的優勢與蘇州市的設想。
新方經過反復研究、與中方磋商，1993年正式致函中方領導，以李光耀資政的名義致函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以時任總理吳作棟的名義致函時任總理的李鵬同志，提出想把中新合作辦工業園區的地點放在蘇州。中方研究后，以時任副總理李嵐清致函時任資政李光耀、時任總理李鵬致函時任總理吳作棟的方式答復了新方，表示中方同意中新合作在蘇州舉辦工業園區。
這個原則定下來以后，雙方又經過了一番磋商，在1994年的2月，由時任副總理的李嵐清同志與擔任資政的李光耀在中國簽訂了中新兩國有關合作開放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書。協議的主要內容是確定由中新雙方合作，新加坡把他們辦工業的成功的經驗介紹給中方，結合中國的國情，尊重中國的主權，符合中國的法律法規，來開展這項工作，目標就是要建成一個以高新技術為先導、現代工業為主體、第三產業和社會公益事業配套的有一定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園區。并且要成立一個中新開發聯合公司。這個中新開發聯合公司準備投資一億美元，注冊資本五千萬，其中新方占股65%，中方占股35%。1994年5月12日，動工典禮在蘇州隆重舉行，中方領導人時任副總理李嵐清同志、新方時任資政李光耀都出席了。典禮在金雞湖畔舉行，張燈結彩，很隆重，很熱鬧。我當時是亞洲司副司長，主管這一片，也參加了這個儀式。李光耀還在這個儀式上發表了一個非常動情的講話。當然后來事情的發展雖然有很多的曲折，但是還是超出他的預計，很快工業園區就取得了成功。
動工以后，很快工業園區的工作就開展起來了，但是好事多磨，經過了初期的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之后，雙方很快就發現了矛盾和問題。新方的很多設想跟蘇州的設想對不上茬，水、電、路、廠房的建設標準不一致。新加坡要求很高，比如他們要求自來水管打開水就能喝，這在我們國內是做不到的。所以摩擦就不斷增加。
后來出現這樣一件事，新方聽說蘇州市的領導到了德國以后，對德國的企業家說，說其實中國政府對金雞湖畔的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是不重視的，你們到了蘇州以后不要到東面的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去，應該到西面的蘇州新區來。因為蘇州市政府在中國和新加坡決定在東面金雞湖畔建工業園區之前，在西面已經建了一個新區，當時建新區的目的是為了從市區疏散人口，以便市區能夠實現舊城改造。所以蘇州市政府特別重視新區的建設，希望外資統統流到新區去，而且給新區的政策也比較優惠。這樣一來必然會影響中新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這些因素加在一塊，新加坡就不高興了，以致最后由李光耀出面，跟當時的江蘇省省長鄭斯林有過一個談話，最后新方表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不干了，并提出四個建議。
雙方經過反復磋商，中方決定同意新方的第二條建議，倒股比，由中方占65%，新方占35%，以后由中方牽頭負責對中新蘇州工業園區的管理。1999年6月，當時的蘇州市委書記陳德銘跟新方簽署補充協議，同時規定從2001年1月1日開始實施。這樣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但是思想問題沒解決，觀念沒有解決。所以2000年我到新加坡出任駐新加坡大使時，新加坡坊間還是彌漫著一股悲觀的情緒。當時雖然協議已經簽訂，但是還沒有實施，看到這種情況，我們覺得責無旁貸，需要做做工作。
我記得當時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中新合作來建這個工業園區，應該是“移植”還是“雜交”的問題。因為新方從一開始就認定兩個字：移植。新加坡有一個裕廊工業園區，他們認為是新加坡起步時建得最成功的工業園區。于是他們就要把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區的這一套方法原原本本地搬到蘇州去，但是這些照搬的做法到蘇州以后，很多都行不通。于是我就跟他們探討是“移植”好還是“雜交”好，我說，《晏子春秋》里有一個晏子出使楚國的故事，故事當中就講到，橘子生長在淮南，果子又大又鮮美，但是到了淮北以后，它就變成了枳子，又小又酸澀。我們中國有個袁隆平，我們的水稻時間一長容易退化，變得低產，袁隆平經過多年反復的實驗，搞了個雜交水稻，大大地提高了水稻的產量，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新加坡的經驗再好，如果不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也難以推行。
經過反復地交流和探討，他們也感到要完全把新加坡的這一套“移植”到中國去是行不通的，最后慢慢也拐過彎來了。2001年以后，中新雙方實現了倒股比。經過兩年時間，蘇州工業園區扭虧為盈，到了2003年，金雞湖畔的工業園區產值相當于1993年整個蘇州的產值。所以，經過這些曲折和摩擦以后，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
可以說，今天中新蘇州工業園區已經成為中國對外合作、共辦工業園區的一個典范，一面旗幟。蘇州的經驗也陸續介紹到其他地區，開始得到發揚光大。中國和新加坡除了在蘇州建了園區之外，后來也在天津辦了中新天津生態城，在重慶辦了中新互聯互通的項目。除此之外，還有像吉林的食品加工區、廣州的知識城等其他中新兩國的合作。所以，在中新關系發展的過程當中，蘇州工業園區是兩國進行友好合作的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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