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傾向于不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弄得那么緊張，不主張世界上的事都那么不可調和。“和而不同”是中國人面對這個世界的總原則，也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大智慧。
“和”的關鍵，首要在承認不同。如果都相同，就無所謂“和”了。不同，也能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
“和”“同”兩個字，是中國文化的關鍵詞，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基本的價值理念。古代思想家有很多關于和、同的闡釋。和、同可以分闡，也可以合釋。和、同、和同，是三組概念，三重含義。
“和”由不同構成。不同而能共生，是為和。人性的弱點，喜同而不喜異。權力者的弱點，不喜歡聽不同聲音。但世界如果沒有不同，這個世界就窒息了。
古代智者湯伯認為，周朝衰敗的原因，是由于“去和而取同”（《國語·鄭語》）。他的哲學依據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湯伯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以他平他”，指兩個不同物的和平相處，就是和。“和”則能長治久安，眾望所歸。如果“以同裨同”，即狹小卑微和狹小卑微抱團在一起，結果將一無所有（“盡棄”）。湯伯說，經驗告訴我們：“五味以調口，四支以衛體，六律以聰耳”。好吃的食物，美麗的音樂，強健的身體，都是不同物的“合體”。所以“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湯伯在闡述這一義理的時候，用了一個特殊的語詞，曰“剸同”。“剸”字的讀音作“團tuan”，是割而斷之的意思。“剸同”即專擅強制為同。其結果便走向了“和同”義理的反面。人類應追尋和同，反對“剸同”，記取古代衰周的教訓。
不過，我想追尋的是，人與人的差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異，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差異，真的有那么大嗎？從學理上來分析，我認為差異是第二位的，相同之處是第一位的。
上世紀末，1999年到2000年，我有一段時間在哈佛大學做研究。我和哈佛大學的很多教授都有對話，其中一個對話，后來整理出來發表了，是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對話的對象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史華慈教授，他是一位法裔猶太人，懂七八種文字，早年研究日本，后來研究中國，學問做得非常好。林毓生先生告訴我，見到史華慈，可以看到西方的大儒是什么樣子。他的一個重要學術理念是“跨文化溝通”，主張人和人之間，不同的文化之間，不同的族群之間，是可以溝通的。他也覺得這個世界不需要那么對立，大家沒有什么不可以溝通的。
他跟我談話中，提出一個理論：語言對于思維的作用，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大。這個（理論）過去我從沒有聽說過，因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人還能思維嗎？當然我們了解，不會講話的小孩子，會畫圖畫，畫圖畫也是一種思維。史華慈教授為了倡導跨文化溝通，試圖在理論上有新的建構，他的這個理論想證明一個問題，即語言不通，也不見得是人們交流的一個完全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當時我說，我能夠給你提供的一個例證，是語言不通也可以發生愛情。當然語言不通談戀愛，容易發生問題。可是語言相通談戀愛，照樣發生問題。可見問題的主因，不一定是由于語言。
不同的文化可以溝通，不一定那樣對立，這是中國文化一向的主張。宋代思想家張載（字橫渠），一個非常了不起大學者，關中人，他有名的“四句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氣象大得不得了。試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是何等懷抱！大家知道，中國文化當中有民本思想的傳統，關注生民的利益是每個知識人士，每個為官的人必須做的。所以過去的縣官叫做“父母官”，民之父母，他當然要關心民的利益。張載講的“為生民立命”，來源于孟子的思想，因為孟子講過“正命”，即人要正常的生，正常的活，正常的死。不要讓民眾過不正常的生活。“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此。最后的指向，是“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張載很名的四句教，叫“橫渠四句教”。
但是大家不會太留意，張載還有另外的四句話，我叫它“哲學四句教”。這四句話是：“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四句話講的是哲學，是一種宇宙觀，是對整個宇宙世界發為言說。這個世界上，有無窮無盡的一個個的生命個體，可以稱作“象”，這些“象”，有動物的，有植物的，每個“象”都不同，真是萬象紛呈。“有象斯有對”，說的就是各個“象”的不同。即使是美麗的女性，也有不同的美。所以古人有一種說法，叫做“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西方也講，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生命個體。
“對必反其為”，是說一個一個的“象”，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的，由于不同，其運行、流動的方向也不相同，甚至有時候運行的方向會相反，所以會出現“有反斯有仇”，發生互相間的糾結。這個“仇”字，古代的寫法是“讎”，左邊一個“隹”，右邊一個“隹”，中間是個言論的“言”。隹（zhuī）是一種尾巴很短的鳥，“讎”字的本義是兩只短尾巴鳥在嘰嘰喳喳的討論、爭論、辯論。人有人言，鳥有鳥語。這個“讎”字，也就是“校讎”的“讎”。我們都有過校書的經歷，那是很難的事情，所謂無錯不成書，很難一個字都不錯。古人的“校讎”，更是一件大事。你拿這個本子，我拿那個本子，一點一點地校，互相討論，爭論得面紅耳赤。“讎”字形象地反映出校對中發生的討論、爭論、辯駁。但兩只短尾巴鳥互相討論、爭論、辯駁的結果，并不是彼此打得頭破血流，更不是這只鳥把那鳥只吃掉，而是達成共識，或達成妥協，或求同存異，總之是走向了“仇必和而解”。
這個世界有差異，但差異不必然發展為沖突，沖突不必然變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這個思想來看待世界，不是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嗎？當然，不是一方的問題，而是彼此雙方乃至多方的問題，所以需要溝通對話，需要多邊商量。“有反斯有仇”，就是溝通、對話、商量、研討，互相校正的過程。
而對話需要智慧，需要異量之美。前幾年學界去世的一位長輩，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他晚年也有過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他講的是文化問題，意思是說，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都有其長處，“各美其美”，是指首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長處，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美人其美”，是說光看到自己文化的長處還不夠，還要看別人文化的長處。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有其長處，是不言而喻的，問題是能否看到并且承認其長處。各種文化的優長，彼此互賞，相互吸收，眾美和合，就是“美美與共”。如此的結果，“世界大同”并非不可以期待。
這四句話的關鍵是頭兩句，既要“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看到自己的長處相對容易，難的是看到別人的長處。中華文化當然有自己的長處，這些長處我們慢慢地會把它發掘出來，叫它在現代社會發用。但是，美國文化也有它的長處，美國的歷史雖然短，但是美國文化的影響力豈能輕看。歐洲大陸的文化不用說，英、德、意、法、西班牙、北歐，各有千秋。日本、韓國的文化，也不能輕看呵！日本是世界上最講究衛生的民族，也是一個長壽的民族。韓國近年的文化輻射力明顯增強。所以，我們學習文化史也好，學習文化學理論也好，養成以雍容的心態看待今天的世界也好，費老的這四句話都非常重要，這是老一輩文化學者對這個世界的期待，也是人類溝通對話的起碼的智慧所在。
這個世界能走向和解嗎？21世紀已經過去十幾年了，20世紀是紛爭的世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21世紀人類還要被這些災難吞噬嗎？人類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些嗎？中國文化里面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確認識這個世界的生存狀態，正確認識人類自己，以尋找危機的解決之道。我主張這個世界應該更好些，應該更和諧，應該沒有恐懼，應該有話好好說。
我國另一位大學者錢鐘書先生，早年寫了一部著作叫《談藝錄》，1948年該書出版的時候，他在序言中寫下兩句點題的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錢鐘書先生看來，東西方文化雖有不同，但不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其心理的指向常常是相同的。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說人類都不喜歡災難，都喜歡美麗的東西，喜歡藍天白云，不喜歡霧霾，不喜歡惡的東西，喜歡善的東西。人的原初的情感與理想期待，本來都是這樣。只不過意向與行為的交錯，造成了諸般的矛盾。錢先生的話啟示我們，要透過人類生活的矛盾交錯的困擾，看到心理期許的一致性軌則，看到不同背后的相同。
更主要的是要明白，“不同”是“和”的條件。承認不同，容許不同，欣賞不同，才能走向和諧。如果一切都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維相同，說話相同，這個世界就令人窒息了。《易經》的系辭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說：“物相雜，故曰文。”沒有雜多，沒有不同，便不成其為“時物”的世界了，當然更無所謂文化。孟子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試想，能夠使之充實起來的東西，能夠都是相同的東西嗎？不同物的組合，才能稱之為“充實”。不同的合乎審美規則的組合，才能創造美。寓雜多于統一，是美學家都承認的美的生成規則。
所以，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我們今天特別需要用大智慧把它弘揚開來。這里的關鍵詞是兩個：一個是“和”，人人都樂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另一個是“不同”，那是《易經》講的“時物”，那是世界本來的樣子，是創意的源泉，美的出發，充實而有光輝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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