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經濟統計的目的、對象、內容和方法
世界經濟統計究竟是什么，它要實現什么目的，其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是什么？世界經濟統計的目的在于測度世界經濟事務，探索世界經濟規律性關系，是基于統計數據，用定量的方法尤其是計量的方法，來探索這樣的規律。我是1991年上大學的，第二年（1992年）開始搞市場經濟，所以我有一個明顯的體會：1992年前后世界經濟統計的學科變化很大。1992年前，我們講世界經濟統計學的時候，很少講用綜合的方法來探索、測度世界經濟，而更多是講一些指標的加加減減；1992年以后，我們引進了歐美的學科，因此講得更多的是因果探尋的方法，是用更系統、更嚴謹的方法來探尋因果關系。其實，在世界經濟規律性關系里面，更多的是因果性的關系，而不僅僅是總量與結構的關系或者相關性關系。所以在當前和未來，世界經濟統計的目的第一步是測度，第二步是探尋這種規律性的關系。
我搞了二十年的研究，我也在不斷地問我的前輩：世界經濟、國際經濟和國別經濟的差異究竟是什么？在西方的學科分類里有明顯的國際經濟學這門學科，但是卻沒有世界經濟學。那么，是不是說國際經濟學可以等同于世界經濟學呢？我們研究世界經濟史，包括在很多研究世界經濟的學術文獻里，講到世界經濟的時候必講美國經濟以及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所以我覺得，世界經濟在它的研究對象方面，有一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我個人理解，世界經濟更多的是站在全球整體的角度來探尋世界經濟運行的大勢，或者其中的主要經濟區域，比如歐盟、北美、東亞等，具有全球性效應的經濟事務。所以，講世界經濟的時候，在某些特定議題中也會講國別經濟，這也是世界經濟統計要研究的對象。
世界經濟統計的主要研究內容有哪些呢？第一，國際比較項目（ICP）。2014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個ICP報告，當時被經濟學界稱為2014年最“火”的故事。報告里，通過購買力平價來測度全球各個國家的綜合經濟能力。這個報告引起全球經濟輿論的一片嘩然。ICP是世界經濟統計里一個比較古老的研究內容。雖然這個報告影響很大，但是要做這個報告卻非常難，所以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到現在，僅出了四份報告。
第二，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的統計（BPM）。2008年以前，那時候還僅有國際收支統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是分立的；2008年以后開始把二者統一起來，叫做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統計。這也是一個比較古老的研究內容。
第三，國際貿易統計。包括傳統的總值貿易統計，以及2013年以來在國際
組織層面推出的增加值貿易統計，國際
金融統計、國際投資統計，以及近年來新興的國際
經濟發展統計，比如通過貿易渠道轉移的二氧化碳的生產和排放問題，以及其他污染物的跨境流動問題，還有國際旅游等統計問題。
第四，國際金融統計（IFS）。國際金融統計很古老，當前主要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主持。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瀏覽它的出版物，就會發現國際金融統計還是一個國別統計，真正反映國家之間的金融交易的指標和內容還比較薄弱，尤其對我們特別關注的金融市場資金流動方面的統計還很薄弱。
世界經濟統計的方法，最初就是會計核算，是利用會計核算與統計推斷這樣一種理念，通過歸納和推斷，尋求研究對象內部或者之間的同異的研究邏輯。世界經濟規律性關系是基于計量經濟學的一個實證探索。而這些計量經濟學不僅僅是一個學科，而且是一個龐大的學科體系。所以，計量經濟學的世界經濟規律性關系，它更多的是屬于特定的應用經濟學的子學科，比如全球
宏觀經濟學、傳統的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等。
計量經濟學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計量經濟學，顧名思義，經濟學加數學加統計學，基于統計數據來做推斷。經濟學提供理論指導，數學提供邏輯演算思路，統計學提供由局部推斷總體的方法，然后把它的不確定性展示出來，就是統計學講的預測估計誤差。實證性計量經濟學必須基于統計數字的應用，所以在世界經濟統計學里越來越主流的，是基于計量經濟學來探索世界經濟規律性關系。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統計的影響
關于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統計學以及政府統計部門統計工作的影響，我這里講幾點：
（一）大數據對世界經濟統計的挑戰
大數據這幾年特別“火”，但是在世界經濟統計領域講大數據還比較少。我們先來看看大數據究竟是什么。
大數據是基于現代信息技術一切可記錄信號的集合，這些信號可能顯得雜亂、不規整、良莠不齊。所謂“大”數據，其實更多是指所有數據羅列在一起，它很大，但不一定完整。在信息通信技術發達之前，統計數據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的統計編制部門。但是在現代，除了政府部門，還有中觀部門和微觀個體的各種數據，包括微信數據、銀行交易數據、經濟學里的行為經濟學實驗數據等延伸數據，以及基于原始數據派生出來的推斷數據。
數據的格式也是多樣化的。過去我們可能覺得數據更多是指統計數字，是以阿拉伯數字的形式展現的，而現在的數據還包括文本數據、圖像數據、動畫數據、音頻或視頻數據。數據的結構類型也非常多，包括非結構數據、半結構數據或異構數據，因而存在多種分布形態。數據的基礎尤其是微觀基礎，難以追溯，即使追溯到了，也很難核實它的真偽。
大數據為傳統的世界經濟統計帶來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挑戰，當然也有機遇。大數據提供了豐富的元數據資源，可以降低調查成本，提高調查精度，改善統計數據編纂時效。當然，這么多的數據，尤其是它包含了音頻、視頻、圖畫、動畫等多種形式，因此它對存儲空間的要求也非常高。多樣化的結構使得這些數據難以一體化，這是因為非結構化數據難以結構化（即量化），非結構化數據同結構數據難以對接。
從大數據中提取信息的難度非常大。這些數據就像存儲在一個大倉庫里，放進去之后要整理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包括對元數據的識別、整理、提煉、汲取、分配、存儲、過濾、選擇。這幾年在經濟學頂級期刊里面討論很多的就是研究對象的可視化，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讀圖時代”。研究領域也講讀圖，就是怎么基于大量的雜亂無章的數據，以整理得到我們期望的系統性、規律性的東西。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ICT（信息、通信和技術）時代講究尊重個體特征，但是數據發布、數據編制，尤其是數據分析又要求標準化，因此，我們在講計量時，如何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就變得很困難。所以，這對計量經濟學的挑戰也很大。
個性化和標準化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就是個體的隱私問題，你使用某項數據時，隱去個體數據的基本信息是否可以保障數據所有人的隱私安全？因為現在的ICT挖掘技術好像又破了這個“咒”，即使隱去一些關鍵信息，通過數據之間的關系也能發掘出這個數據主體的私密信息。
大數據對統計治理有什么啟示？
第一，立法機構要完善統計立法，明確調查對象的權利和義務，規范各種數據的編制與發布。過去是由國家統計局與地方統計局發布全國或地方層面的統計數據；而現在，一些個體也開始發布類似的數據。那么，這兩者之間怎么調和？如果趨勢一致，那很好辦；如果趨勢不一致，我們普通用戶或者機構應該相信誰？
第二，官方統計機構要奠定統計工作的基本規范，最重要的是要規范分類的標準、統一的指標口徑、改善數據采集方法、完善統計數據發布制度、建立共享數據中心、開放統計數據信息和成果。
第三，官方統計部門要為社會各界提供統計編制最佳實踐。數據這么多的時候，怎么去共享，有沒有這樣的機制？我覺得國家統計局在這方面的進步非常大，原來各個司局的數據相對獨立，在網站上也比較獨立，現在都統在一起了，也面向全社會公開了，這是很好的。
第四，整合政府各個職能部門的信息資源，以提高部門信息共享性。二十年前我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資）數據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問題，FDI數據有幾個部門都在做，但是幾個數據有時差異非常大，這可能會引起非專業人士很大的困惑，而專業人士也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探尋他們的差異。從浩如煙海的文獻里，把這些差異刨出來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因此，數據即使有差異，如果能用便于讀者查詢、了解的方式來展示，我覺得可能會更好一點。就像FDI數據一樣，國家統計局、外資企業都有統計數據，而國際官方統計部門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把外資企業的工商登記，外資利用的簽約、實際到資，在銀行部門賬戶上反映出來的信息，以及外資企業成立以后的生產、經營、內銷、外貿數據，都統合起來的系統。希望這個系統盡早面向公眾，這不論是對普通的數據用戶來說還是對國家戰略部門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技術上已經不成問題的時候，怎么突破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實現政府部門內部以及不同部門之間信息的共享，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五，官方統計部門要成為“透明統計”的社會典范。其實，個體研究者、機構研究者與政府部門的終極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在發達的ICT技術這塊，能不能形成共識，來促進在“透明統計”這塊做得更好？
從國際層面來看，統計界已經采取一些行動，適應大數據的發展勢頭來提高官方統計或者民間統計的效率。比如：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在2014年同意設立“全球官方統計大數據工作組”，下轄八個子組；同年11月份，“大數據和官方統計”國際會議在中國北京召開，眾多國際組織參與其中；在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的“國民賬戶顧問
專家組”會議上，應用大數據編制國民賬戶，是SNA執行的諸多相關議題之一。
（二）經濟全球化對國民經濟核算的影響
第一，跨國公司內部的安排，如轉移定價，可能影響增加值以及增加值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分配，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在國際經濟領域也是非常難以推進的領域。比如外資在中國投資與在蒙古投資，有一個可能的影響因素，就是利潤跨境流動或者相關管制的不同。中國的外資政策相對來說是比較友好的，所以這也會促成外資更偏好于中國。我們剛才講的很多問題是站在我們自己所在的國家角度來講的，但是外資是站在全球角度來講，它是超脫于各個國家之間，會利用各個國家與自身權益相關的規定來布局其全球生產、財務中心等。所以這些制度就會影響全球公司的迎合或者規避，最終其創造的利潤或者增加值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分配，會相應地受到影響。
第二，投資方面，跨境直接投資關系很復雜，母公司、子公司，兒子公司、孫子公司，嵌套下去，這種關系是非常復雜的。而這種復雜的關系會影響到投資收益相關的金融流量，以及國際投資存量的分布。
第三，SPE（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具有特殊目的的一個經濟實體，這是在國際金融、國際直接投資里面比較顯著的一個實體，它會影響國民總收入、跨境服務貿易、投資收入和金融流量、國際投資頭寸。
第四，貨物的海外加工，會影響增加值或GDP，甚至可能影響跨境服務貿易。對中國來說，現在更多的是“走出去”，中國很多的料件也到海外去加工，找代工。過去我們主要是給別人做代工，這些也會影響增加值、GDP等。比如中國很多勞工在海外打工，他們的所得很多是通過國際匯兌流回國內，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的GDP總量、國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跨境轉移。國民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樣，比如外資企業在中國賺來的利潤，匯出去以后是中國國民不可支配的，但是外國國民可支配的。
第五，海外財產的所有權會影響跨境服務貿易、投資收入與金融流量、國際投資頭寸等。
第六，因特網貿易，大家都親身參與其中，它其實也會影響跨境貨物與服務貿易、家庭消費。從全球來看，因特網貿易在跨境交易里面占比會越來越大。
（三）經濟全球化對國際貿易統計的影響
第一，鏡像統計的不一致。中國的數據與美國的數據相比，同樣一個反映的對象、同一個經濟流，數據差異很大，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這也是成為中美特別大的分歧，這就是鏡像統計的不一致問題。
第二，數據編纂機構之間的制度安排。
第三，共享微數據的法律問題。各跨境電商交易數據如果跟其他機構和政府部門，尤其是政府部門共享，會產生相關的法律問題。因為在統計的時候，不僅要認定交易的跨境性質，而且還要認定商品的屬性，在海關統計里面應該歸到哪一類，是貨物服務還是具體某種貨物等。
第四，跨境企業活動信息獲取的復雜性。
第五，全球投入產出表的數據來源。測度全球價值鏈、貿易增加值以及相應經濟體在其中的位置，基本上都來源于全球投入產出表。對全球投入產出表的編制這幾年花費了較大的精力，國際組織的相關會議也層出不窮。這個數據對研究跨境生產的一體化以及相關價值的跨境分布是非常有用的。當然，傳統的學者也會提出很多質疑，比如中國的國產中間品，同一個商品類別，中國國產品和進口品所帶動的增加值是否相同？又比如，日本相機與馬來西亞相機，它們創造的增加值可能會一樣嗎？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跨境生產增加值、貿易估算的準確性。但是從大方向上來講，它是沒有問題、值得鼓勵的。現在問題就在于，怎么通過國際統計治理的種協調，促進全球表編制，從而更為精確地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經濟交易的事實。這可能是統計部門，包括相關學者要做的工作。
第六，商品貿易統計和國際收支統計的連接。就是國際收支統計里面有貿易部分和非貿易部分，它們之間的銜接問題。
第七，非正規的跨境貿易。比如假外資問題，有可能資金都沒有出國它就成為外資了。另外，在國際貿易統計中你會發現中國從中國的進口、中國對中國的出口的現象，現在這種現象的經濟體也越來越多。那么，我們應如何認識這種現象，怎樣去辨識它、去判斷它的合理性，以及這種數據衍生出來怎樣的經濟效益，這是統計部門要做的事情。
第八，貿易同企業的統計登記、FDI（外商直接投資）、FATS（國外分支機構服務貿易）的連接。比如我們剛才講的外資企業的貿易，外資企業的工商登記，外資企業的簽約、金融交易以及隨后的生產經營銜接的問題。
其實，國際貿易統計里最核心、最復雜的一個挑戰，來自全球價值鏈統計。所以，國際社會目前開始展開空前的協調，包括宏觀和微觀的協調，這也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統計的期待，具體來說采取了這樣一些行動：
一是開發一體化的國際賬戶體系（SIA）。包括一整套賬戶，如資產負債表、全球統一的供給-使用表、增加值貿易、收入與就業統計以及國際-實體金融賬戶“連接一體化”統計。一套賬戶之間有子賬戶，子賬戶之間和子賬戶內部也已經開始一體化，怎么一體化？就是剛才講的貿易和投資方面的一致性，聯合國已經為一體化賬戶編制了相關的統計指南，包括最新版的《國際收支統計手冊》以及其他投資、貿易或者服務的國際統計指南和手冊。這些一體化、一致化的內容涉及的領域，包括雙邊和全球的貿易差額、勞動力流動以及進口與出口價格、資產與負債等。數據來源是行政性數據和其他大數據，包括企業數據、個人數據。為了使這些數據統合在一起，對相關分類和會計核算體系都有統一的規定。
二是打通GVC分析（全球價值鏈分析）和全球生產分割分析的數據基礎。在全球價值鏈分析里面有兩派，其中一個是傳統的學者，他們更多從具體的產品和產業方面進行分析，比如服裝，是多數偏微觀、少數偏中觀的分析。而現在，國際組織是從全球宏觀方面來研究全球生產的分割。那么，宏觀和微觀怎么協調？其中很重要的一塊就是要推出國際統一的“商務功能”分類體系，從特定產業組類，即三位碼和四位碼，層面來評估國際產業分類（ISIC），基于這個分類，比如全球價值鏈分析，以及商務功能離岸情況、中間品使用、產品的基本類別及終端市場的基本類別等信息，對基本的國際產業分類另行加總。其實，全球價值鏈也可以借鑒這種理念：基于現有的行業分類、產業分類、產品分類，根據使用對象理念、運作模式來另行加總，得到一個跨多產業的統計分類，來進一步對它進行分析。就像“新”經濟一樣：站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看是“新”經濟；二十年后看，還是“新”經濟，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波“新”經濟。在當時來看，1600年或工業革命剛開始的時候，它叫“新”經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也叫“新”經濟；我們未來基因技術可能也會衍生出一個“新”經濟。所以，根據自身的需求，基于現有的數據來另行加總，這倒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三、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經濟統計治理
現代的世界經濟統計治理體系的主導者仍然是主要國際組織、少數國家。這些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的統計司，專注于各種統計分類標準的制定和修訂，包括：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這樣的統計標準的制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國際交易的統計關注，比如國際收支統計、國際金融統計、貿易方向的統計，以及政府的財政統計；還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等。其實，這些國際組織內部的主導者還是少數經濟體，比如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挪威、澳大利亞等經濟體，他們為這些國際組織的日常統計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回到經濟全球化的事實上來看，中國作為全球化的主要獲益者，在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在世界經濟統計治理里應該發揮什么作用？前幾年國家統計局做了金磚國家統計，因為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里確實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相應的統計都應該逐漸跟上。但是從世界經濟治理這個整體來看，中國的官方統計部門在這方面是不是具有對自己的前瞻性期待，又該怎么加大自己的作用？其實，加大自己的作用，根本還是要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所以，官方統計部門以及民間學者的統計，也為世界經濟統計治理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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