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來，北京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取得了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百姓、中至街道社區干部的廣泛好評，打通了城市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辦好了群眾的煩心事、操心事，推動了
黨員干部工作作風的轉變。我們將從“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改、成效與進一步深化出發，對“‘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與北京基層治理”這一主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是什么
?。ㄒ唬?ldquo;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起源與推進
“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源于平谷區“鄉鎮吹哨、部門報到”的成功經驗。平谷區的金海湖鎮，曾經是一個采黃金的重鎮。2000年的時候，平谷區開始對金礦進行清理，對礦洞實行了全面封堵。但由于利益驅使，盜采行為從沒停止過，不僅如此，時有發生的還有盜挖山體、盜偷沙石等惡性事件，既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還造成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2017年年初，平谷區為了破解非法盜采盜挖的難題，在金海湖鎮啟動了“雙安雙打”行動，即安全生產、安全穩定、打擊盜挖盜采、打擊違法犯罪；成立了指揮部和臨時的黨支部，由金海湖鎮黨委書記任總指揮、臨時黨支部的書記；將執法主導權下放到鄉鎮，賦予鎮黨委對相關執法部門的召集權、評價權、否決權、考核權；要求鄉鎮吹哨后，各相關執法部門必須在30分鐘之內報到，并且事不完、人不撤。
由鄉鎮來主導執法是前所未有的一種模式，很快就發揮了效果、驗證了成效：經過117天的專項行動，共行政立案17起，刑拘了10名犯罪嫌疑人；持續十幾年、縱橫幾省市的盜采金礦團伙被剿滅；金海湖的水質20年內首次達到二類標準，生態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平谷區這一做法大大增強了委辦局這個“條”和鄉鎮這個“塊”之間的合力，同時也增強了委辦局“條”“條”之間的合力，打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平谷區這一經驗被命名為“鄉鎮吹哨、部門報到”，引起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并被提升為形象易懂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工作機制。2018年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印發了《關于
黨建引領街鄉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實現“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實施方案》，將“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作為全市的“1號改革課題”，在16個區169個街鄉進行試點。北京市委組成了專班全力推進，市委書記蔡奇同志親歷親為、高位推動。
2018年11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五次會議，對“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給予了充分肯定。2019年2月，事隔23年，北京市委召開第三次全市街道工作會議，并印發《加強新時代街道工作的意見》；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關于深化“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實施意見》，也就是說，北京市委今年還將在去年“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該項改革。
?。ǘ?ldquo;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含義
“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也稱“吹哨報到”改革，“吹哨”是指三種哨：一是綜合執法哨，即針對城鄉治理亂象、需要綜合執法的問題，明確街鄉承擔主體責任，賦予其吹哨權力，以快速調動執法、行政的力量和資源，促進執法協同，推動聯合執法向綜合執法轉變；二是應急處置哨，即針對消防、防汛、地下管線等應急處置事項，整合各類政府服務管理資源，實現快速反應、合力應對；三是重點工作哨，即針對拆除違建、群租房、開墻打洞等重點工作，明確街鄉可以吹哨，以確保各類重點問題在基層一線得到解決。
“報到”是指三個方面的報到：一是區職能部門、執法隊伍到街道鄉鎮報到，也就是部門要履職、“條”“塊”要形成合力；二是駐區黨
組織和在職黨員回屬地街鄉、社區村報到，也就是“雙報到”；三是街道干部到一線、到社區報到。
“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僅是“三聲哨”“三個報到”的狹義認識，實質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城市基層治理的綜合改革，以街道（鄉）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堅持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解決群眾身邊事，著力創新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
二、為什么要進行“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
為什么要進行“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問題，也就是為什么要以街道（鄉）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問題。2019年2月份，北京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街道工作的意見》?！兑庖姟犯叨雀爬私值涝诔鞘谢鶎又卫懋斨械淖饔茫航值朗浅鞘泄芾砗蜕鐣卫淼幕A，是鞏固基層政權、落實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依托，是聯系和服務群眾的紐帶，在超大城市基層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樞作用。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理解到，街道在城市基層治理體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中樞作用。
?。ㄒ唬喼匏膫€超大城市的考察與借鑒
在這方面，我們考察并借鑒了亞洲四個超大城市的基層治理體制，分別是日本東京、韓國首爾、中國臺北、中國香港。
日本東京實行的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基層治理體制。東京市區的面積約為626平方公里，人口將近1000萬人，分為23個特別區，有市、區兩級政府，平均每個區的面積是27平方公里，管轄人口是41萬人。市、區都是自治體。為了適應特大城市的發展需要、更方便地為居民提供服務，1974年，東京在23個特別區政府之下設立了地域中心。地域中心作為區政府的派出機構，并不是一級獨立的政府，類似于我們的街道辦事處。每個地域中心管轄人口一般是3-4萬人，在整個市區的分布非常廣，一般都處于地鐵或電車站等交通很便利的地方。居民一般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地域中心，辦理一些政務事項，如辦理證件、交稅等。同時，地域中心還為老人、兒童等特殊群體提供服務，支持市民和公益團體的活動。地域中心的工作人員全部都是公務員，工作經費也全部來自政府的財政撥款。
韓國首爾實行的也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兩級政府分別是首爾特別市和25個自治區。首爾的面積約為600平方公里，人口約為1000萬人。在兩級政府之下，首爾設立了區政府下派的名為“洞”的行政機構。每個“洞”的平均管轄面積一般是1.4平方公里，管轄人口是2.5萬人。“洞”的主要職能就是面向居民的政務服務、處理糾紛，轄區市容環境、市政設施，保障居民生活的安定。由于“洞”是區政府的下派機構，并不能充分表達居民的利益訴求，而且職能與區政府有一定的重疊。所以，1990年以來，韓國政府對“洞”進行了改革：首先將“洞”的大多數行政事務移交給區政府，同時精簡人員；其次以“洞”為單位開展社區建設，將“洞”改為“住民自治中心”，既承擔原有行政職能，又擔負社區管理職責，引導社區居民關注并參與社區事務，推行居民自治，是一個兼有行政和自治功能的機構。
我國臺灣省臺北市的基層治理體制是“一級政府、三級管理”的模式。臺北市面積約為270平方公里，人口約為270萬人。市政府下設12個行政區，區并不是自治體，每個區設區公所，區下面再設“里”。每個“里”的管轄人口一般是1200-3600人。“里”設辦事處，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沒有獨立的法律地位。“里”這一級組織一般是由代表民意的里長、公務員身份的里干事和領長來組成。
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實行的是“一級政府、兩級管理”的基層治理體制。其管理架構只有一級政府，也就是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將全港劃分為18個區，區不是一級政府，只實行一級管理。
這四個城市中，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很大的東京和首爾實行的基層治理體制都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對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的基層治理體制建設，提供了一些經驗。
?。ǘ┙值擂k事處的發展歷史
1.20世紀50年代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各地的基層治理五花八門、沒有統一。1953年，中央政務院派出調查組。經過充分的調查論述，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彭真同志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調研報告，即《關于城市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組織和經費問題的報告》?！秷蟾妗诽岢?，為了把很多不屬于工廠、企業、機關、學校的無組織的街道居民組織起來，為了減輕區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負擔，還需要設立市或區政府的派出機關——街道辦事處。《報告》得到了中央肯定，彭真同志的建議也被中央采納。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對我國城市街道行政體制的統一形式進行了規定：市轄區、不設區的市的人民委員會在必要的時候，經上一級人民委員會批準，可以設立若干街道辦事處，作為它的派出機關。這是我國首次以法律形式對街道辦事處的性質及其設置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同年，《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出臺。《條例》進一步對街道辦事處的地位、性質、規模、任務、機構、人員編制以及設立程序等做了明確和具體的規定：十萬人口以上的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應當設立街道辦事處；街道辦事處的管轄區域，一般地應當同公安派出所的管轄區域相同；街道辦事處的任務如下：辦理市、市轄區的人民委員會有關居民工作的交辦事項，指導居民委員會的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見和要求；街道辦事處設主任一人，設專職干部三人至七人……
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出于管理的需要，為了緩解區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壓力，我們成立了街道辦事處這一級區政府派出機關，作為單位制的一個補充。當時的街道辦事處機構設置方面，我們明確提出，不設內設機構。從專職干部3-7人，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街道辦事處是一個功能比較單一、結構比較單一、人員比較少的政府組織。
2.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城市的
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社會轉型，整個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基層治理方面，單位制受到了很大沖擊，逐漸解體，個人從單位人轉變成了社會人。同時，我們城市化的進程是不斷加快的，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城市人口規模不斷增加。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多種經濟形式的出現和發展，如非公經濟大量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在國有經濟以外的企業或機構里工作，新的經濟、社會組織也在大量涌現。還有一點就是，城市管理重心也是在逐步下移的。改革開放以前，城市管理重心主要集中在市一級的政府；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城市管理重心逐步向區和街道的層級下移。這樣的形式變化使得街道辦事處的職能不斷增加，人員和內設機構也在不斷增加。
3.學界討論與實踐創新
隨著上述這些變化，街道辦事處出現了很多問題。這時，對于街道辦事處這個機構，實踐部門、學術界開始了很多探索和創新。尤其在2009年，國家廢除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后，對于街道辦事處該怎么發展的問題，實踐部門、學術界都在探索和創新?？偟膩碚f，實踐部門、學術界有四個觀點：一是把街道建成一級政府；二是實行“虛區實街”，即虛化區政府、做實街道辦事處；三是減少管理層級、撤銷街道辦事處，有些地方已經在嘗試這一觀點的實踐探索，如安徽銅陵、貴州貴陽；四是維持街道辦的派出機構性質。
改革開放尤其是90年代以來，北京也一直在探索基層治理體制，在1998年到2004年的幾年間，市委先后召開了五次城管會（城市管理工作會），旨在探索和創新區、街道以及社區層面的基層治理體制機制。
第一次城管會于1998年召開，核心內容是要解決街道不辦企業的問題。街道的支出是由市級財政來提供的，當時的情況是，因為市級財政有限，街道層面的支出只有40%，剩下的60%要靠各個街道辦事處自己來經營、創收，以解決經費不足、財政資金不足的問題。所以，第一次城管會明確提出街道不辦企業，支出由財政全額保障，工作人員都是公務員，目的是把街道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城市管理上來。
第二次城管會于1999年召開，核心內容是理順市、區兩級的財權和事權，下放一部分市一級的管理權限到區、縣。我們前兩次城管會的主要目的都是要完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其中，1998年的改革著重的是街道層面，到了1999年，我們發現只有街道層面的改革還不能完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體制。所以，第二次城管會就提出下放一些管理權限到區、縣，以便更好地發揮區一級政府在城市治理、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第三次城管會于2001年召開，核心內容是要在全市推進社區建設。第四次城管會于2002年召開，核心內容是圍繞社區建設繼續研究社區建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所以說，第三次和第四次的城管會的主題都圍繞著社區建設。
第五次城管會于2004年召開，核心內容依然是聚焦街道的體制改革，一是明確了街道的定位和職能，即明確提出要堅持街道辦事處是區政府派出機構的定位，明確其主要職責包括統籌轄區發展、監督專業管理、組織公共服務、指導社區建設四個方面，對于厘清街道辦事處的性質、定位以及職責起到了深遠作用；二是提出了“條專塊統”的理念，即剝離街道辦事處的專業管理職責，推進政府部門的專業管理到位，其目的是為了強化街道辦事處綜合管理、統籌轄區發展的職能。同時，第五次城管會也對街道的內設機構進行了調整。
（三）北京迎來城市轉型期
隨著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社會工作委員會的建立以及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視察時發表“2·26”重要講話，北京逐步進入了深度的城市轉型期。這個城市轉型期的主要體現是：一是在功能定位上更加注重“城”向“都”的轉變；二是在發展方式上繼續由聚集資源求增長向疏解功能謀發展轉變，即北京是全國第一個率先提出減量發展的城市，在疏解功能方面更加積極地疏解“非首都功能”；三是在發展動能上正在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也就是按照到2020年人口不能突破2300萬的要求，建設用地是逐年減少的，北京必須要實現發展動能的轉變，向創新要效益；四是在城市治理上從政府主導型向精治共治法治轉變，即要實現精細化管理就要靠精治共治法治。
在這樣一個城市轉型期的背景下，我們的基層治理并不能完全適應轉型的需要，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
第一，街道的職能定位不清。
第二，職責無限膨脹。比如，我們去街道調研時，發現街道干部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街道工作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這也是因為職能定位不清晰導致的。
第三，街道辦事處統籌手段欠缺。街道辦事處是實行屬地管理、承擔屬地責任的，應該進行綜合管理、統籌轄區發展。但是，街道辦事處在統籌手段這一方面是欠缺的。
第四，責權不對等。這個問題就是前面三個問題導致的，也是街道存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街道辦事處的同志總有一種“小馬拉大車”的感覺，也就是責任很重，但相應的資源、權力很有限，使他們覺得負荷太重。
第五，街道管轄的規模大小不一。比如，海淀區的曙光街道管轄的人口達到了40萬人。
第六，街道內設機構過多過細。隨著社會的發展，現在有的街道辦事處的科室達到了20多個。
第七，工作人員與協管員嚴重倒掛。因為編制有限、職責不斷膨脹，街道辦事處不得不聘用大量的協管員，于是形成了工作人員和協管員在人員結構、數量上的倒掛局面。
第八，街居關系不明晰。居委會理論上是一個自治組織，但現在行政化的傾向很嚴重，成為了街道辦事處的一條腿，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項。
第九，治理理念需要創新。這個問題主要是指在基層治理中，共治的理念還不是很深入。
第十，基層黨建要加強。只有加強基層黨建，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地發揮。
可以說，“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正是以街道管理體制的改革為突破口，針對基層治理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得以不斷推進的。
三、“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怎么改
一年多來，“吹哨報到”改革探索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時代首都基層治理的規律：一是體現了多元共治的基層治理要求，即現代城市普遍的基層治理規律；二是體現了黨建引領的中國特色治理要求，即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首都，北京更應該體現黨建引領的特色；三是體現了以街道為樞紐的體制機制改革要求；四是體現了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機制創新要求；五是體現了充分運用高科技的現代治理要求；六是體現了文化導入的社區共同體建設要求。
?。ㄒ唬?ldquo;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多元共治的基層治理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調動城鄉群眾、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自主自治的積極性，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吹哨報到”改革調動住區單位和社會力量共建共治，發動社區群眾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其中一項行之有效的多元共治機制就是建立“小巷管家”。
“小巷管家”起源于東城區龍潭街道。2017年，東城區為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建立了街巷長制，推動管理中心下移。在推進街鄉環境整治的過程中，一些街道社區發現，僅僅依靠街巷長發現轄區問題、跟蹤反饋居民需求是存在短板的，特別是社區作為街道聯系中轉站，在街巷長制這一“條”的工作運行體制中缺少“塊”的層面。所以，2017年4月，東城區龍潭街道就對街巷長制進行延伸，面向社會招募“小巷管家”，讓地區居民、轄區單位職工等社會多元主體來認領街巷，參與小巷治理和環境建設。龍潭街道一共招募了“小巷管家”147人，其中“居民管家”118人。“小巷管家”對認領的小巷開展日常尋訪，勸阻一些違法或不文明行為，同時宣傳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動員組織居民建立自治組織，發現情況及時上報，由街巷長負責協調解決?，F在，全市一共招募了2.3萬名熱心居民來擔任“小巷管家”，同時也涌現了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石景山老街坊等一批影響力較大的志愿服務品牌。
?。ǘ?ldquo;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黨建引領的中國特色治理要求
黨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領導核心和主導力量。新時代下，黨建的重點是提升組織力，關注黨的領導力的縱向延伸和橫向跨界滲透。黨的領導就是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讓人民群眾、各類機構廣泛參與基層治理。抓住黨建引領這條主線，將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城市基層治理優勢。黨的建設應當貫穿、保障、引領基層治理。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各種復雜問題，特別是跨部門、跨層級、跨體制的問題，是通過傳統渠道很難解決的。我們只有把黨建做實做強，才可能走出一條新路。
北京是國家首都，全國政治中心，全國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黨政軍領導機構、央屬企業、央屬文化單位、央屬科研院所以及駐華使領館、國際組織聚集在北京，這是北京巨大的優勢，也是北京沉甸甸的責任。為更好地履行“四個服務”職責，北京要更自覺地堅持黨建引領，將首都的政治優勢、資源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基層治理的優勢。
可以說，街道是北京履行“四個服務”職責的第一線。在“吹哨報到”改革的過程中，黨建引領創立了一些很好的機制，如搭建了共建平臺，即建立區、街鄉、社區三級黨建協調委員會，吸納轄區內有代表性的機關、企事業單位、新型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黨組織的負責人來參加，定期研究解決轄區居民共同關心的重要事項，要求區、街巷的黨員領導干部擔任下一級黨建協調委員會主任來強化統籌權威和效能；創新了這種共建的機制，包括建立資源、需求、項目“三個清單”，實行屬地黨組織和駐區單位黨組織雙向需求征集、雙向提供服務、雙向溝通協調、雙向評價通報“四個雙向”機制，并通過“三個清單”“四個雙向”機制的建立，實現屬地黨組織和駐區單位的雙贏，有利于黨建引領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單向輸血。
“吹哨報到”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還推進的就是在職黨員回社區“報到”，為群眾服務，以及通過黨建來發揮新型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同時，要發揮黨建引領作用還有關鍵一點就是，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不是喊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ㄈ?ldquo;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以街道為樞紐的體制機制改革要求
“吹哨報到”改革中，我們具體采取了三個方面的措施來做實做強街道辦事處：
第一，賦權。賦予街道黨工委四項權力：一是對市、區級層面涉及轄區的重大事項的意見建議權，二是對轄區需多部門協調解決的綜合性事項的統籌協調和督辦權，三是對政府職能部門派出機構領導人員的任免、調整、獎懲的建議權，四是對綜合執法派駐人員的日常管理考核權。
第二，下沉。按照“區屬、街管、街用”的原則，在街道鄉鎮普遍建立實體化綜合執法中心。這個綜合執法中心采取的是“1+4+N”模式，其中“1”是指街道要有一支城管執法隊，“4”是指公安、消防、交通、市場監管四個部門的執法力量要到街道鄉鎮辦公，將人員、責任、工作機制和工作場地相對固化。“N”是指房管、規劃國土、園林、文化等部門能夠明確專人，做到隨叫隨到。如此下沉的目的就是推動執法力量下沉基層，實現綜合執法。
第三，增效。增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推進街道“明責瘦身”，包括明確街道的職責，一共6個板塊111項內容，同時給街道瘦身，也就是明確街道負責承擔的事項，在111項內容中進一步細化，即街道“負責”“承擔”的職責占比約為25%，“組織”“協調”部門的職責占比約為35%，“參與”“協助”部門的職責占比約為40%；二是綜合設置街道的內設機構，即“六辦一隊三中心”基本模式，“六辦”的主任都是由街道的副處級領導干部來兼任，以精簡街道層面的部門內設機構以及科級、中層干部。
（四）“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機制創新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經常提到，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為民的事沒有小事，要把群眾大大小小的事辦好。要創新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的機制。
“吹哨報到”改革就是為實現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進行的一些機制的探索，如改革注重推動街鄉干部走進群眾、貼近群眾，全市選派街巷長1.5萬名，其中有街道的處級干部也有科級干部，活躍在大街、小巷胡同，隨時隨地出現在群眾身邊，辦好群眾家門口的事；建立了社區專員制度，這些社區專員是“吹哨報到”工作在社區的指導員、宣傳員；對12345熱線反映的問題，建立“接訴即辦”的機制。
北京市在去年年底對政府熱線進行了整合，目標是要把16條政府熱線統一到12345熱線中，方便居民通過一條熱線來反映問題。這一整合也精簡了辦事的環節。從2019年1月1日起，12345熱線實行“訴求直派”的方式，即群眾訴求直接由市中心派發到全市所有街道鄉鎮。同時，12345熱線信息通報改為以街道鄉鎮為單位來統計、進行排名。我們每天都要對訴求集中的全市前10位的街巷以及各街巷辦理群眾訴求的響應率、解決率、滿意率進行匯總，進行排名。這一方面的改革強化了街道鄉鎮在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方面的責任。
（五）“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充分運用高科技的現代治理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善于運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開展工作。目前，首都基層治理面臨很多難題，而高科技的蓬勃發展，為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新手段和新機遇。針對社區動員難、社會參與不足、社區治理不精細等問題，運用“互聯網+”創新社會動員模式、實行社區精細化管理、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
（六）“吹哨報到”改革體現了文化導入的心理共同體建設要求
要深入推進社區治理創新，就要在整合社區內外資源的基礎上打造“心理共同體”，不能只把社區理解為一個純粹的空間單元。以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文化活動開展為核心的文化導入是打造社區“心理共同體”的牛鼻子。
北京的“四個文化”是源遠流長的古都文化、豐富厚重的紅色文化、特色鮮明的京味文化以及蓬勃興起的創新文化，遍布在全市大街小巷，各個四合院、小區。在“吹哨報到”改革的過程中，我們要非常注重挖掘本地的歷史文化資源，積極騰退、修繕古建筑、名人故居等歷史文化遺存；通過建設胡同文化博物館、民俗傳習館、圖書館、閱讀空間、社區客廳等公共文化空間，開展文化活動，發展街巷文化、社區文化，推進社區建設，為居民提供增進感情、涵養文化的空間和載體，增強居民的凝聚力和對社區的歸屬感、自豪感，也為提高基層的社會治理水平提供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四、“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成效與進一步深化
?。ㄒ唬?ldquo;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成效
一年多來，“吹哨報到”改革取得了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百姓、中至街道社區干部的廣泛好評。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吹哨報到”改革取得的成效：一是打通了城市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二是辦好了群眾的煩心事、操心事，解決了很多長期以來居民需要解決的難事、難點問題；三是推動了黨員干部工作作風的轉變，即更加務實、更加親民，干群關系更加融洽，黨組織的威信在服務聯系群眾中得到了加強。
?。ǘ┤绾瓮七M“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第一，著力向黨建引領深化。在黨建引領這方面，首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黨建工作協調委員會，一是從面上要做到全覆蓋；二是要進一步規范黨建工作協調委員會的設置，全面推行區、街道黨員領導干部擔任下一級黨建工作協調委員會主任的議事規則，增強委員會的統籌協調力度。
第二，做實“三項清單”和“四個雙向”機制，著力向街道鄉鎮體制改革深化。要增強駐區單位的黨組織參與區域化黨建的內生動力，推進“雙報到”制度化和常態化，如針對中央單位的“雙報到”，要建立市一級的溝通協調機制，做好對接服務工作。在在職黨員回社區報到方面，要豐富服務內容和活動形式、方式，避免形式主義，強化在職黨員回社區報到的約束機制，如社區向黨員所在單位反饋報到情況。著力向街道鄉鎮體制改革深化，即進一步推進街道鄉鎮體制改革，如進一步向街道鄉鎮賦予更多的權力，并確保每項權力的落實，讓街道能夠分享改革的成果。
第三，著力向社區治理深化。要強化社區的自治功能、社會動員功能、社區服務功能，為社區減負，讓社區工作者能夠有更多時間為居民服務。要做到了解社區居民，如規定社區工作者年入戶率不低于90%。
第四，著力向受理市民訴求、解決群眾身邊問題深化。要更好地完善12345“接訴即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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