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文化自信的命題邏輯，主要圍繞三方面內容展開：一是黨中央為何提出文化自信；二是文化自信的內涵和支撐；三是樹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問題。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文化自信關乎人心凝聚。文化有幾個層面——物質層面、制度層面、行為層面和心態層面，文化的這幾個層面由淺到深，由物態文化層到“精氣神”的心態文化層。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一個補足。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文化有諸多層面，最深的即心態層，包括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等，即“精氣神”的核心部分。文化關乎“人心”。文化自信也是“人心自洽”“人心凝聚”等方面的體現，所以黨中央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下面我們結合一些現實中的案例，從理論上探討文化自信的關鍵所在，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急需要正視和破解的問題。比如信仰滑坡、一切向“錢”看，這些都是當下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做歷史研究，需要一種貫通意識，我們在做調查研究的時候，被訪者會談到他們對現實的感觸，說口袋鼓起來了，但是沒有那么多的溫情可以感受了。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當下生活中缺了什么？比如，心浮氣躁。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難免會有躁動情緒。對于這一點，大家都深有體會。還有，怨恨不滿、失衡偏激，人的目標、想法、愿望一旦沒有實現，就容易產生抱怨，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導和化解，就可能轉變成社會戾氣。社會戾氣雖然不是社會中的普遍現象，但它的殺傷力非常之大，是令人隱憂的狀況。
二、文化自信的內涵與支撐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同，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新時代談論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撐，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社會主義實踐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那么，文化自信應該著意于哪幾方面建設？我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談。
其一，樹立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自信。為什么要談論這方面？進入新世紀以來，一些人對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過于張力化，比如有人肯定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就否定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有人肯定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就否定改革開放的決策。這種過于張力化的觀念會消蝕中國社會的凝聚力。我們應該把改革開放前后貫通起來認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其二，要樹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
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就像硬幣的兩面，要統一起來看。文化為什么重要？黨和國家為什么要著力于文化建設、提出堅定文化自信的命題？因為文化的廣度、深度與高度決定了社會發展的廣度、深度與高度。社會發展的樣態，是由文化層次的深淺次以及文化厚重與否來決定的。
2005年中國提出構建“和諧社會”，而和諧社會需要和諧文化，需要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越趨同，說明我們的文化越和諧，反之亦然。實際上，社會變遷的某種程度上也是核心價值觀的變遷。回溯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無論朝代如何更迭，社會樣態都沒有發生大的結構性變化，我們稱之為中國式超穩定社會結構。可以說，這2000多年間中國變的是王朝，不變的是社會結構。其核心是什么？穩定的骨架，就是傳統社會的價值觀。
當然，傳統社會的價值觀也比較多元，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而其中，儒家就是核心價值觀，它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儒家所倡導的，一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二是仁義禮智信。比如“禮”，中華是禮儀之邦，崇尚禮德。而這個“禮”，不僅是指教養，更指的是規約、是秩序。傳統經典中有一句話叫“禮辨異，樂統同”，樂是用來統一相同、集中民心的，禮是用來辨別不同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禮義廉恥”“德行天下”“中庸”等核心價值觀，支撐維系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
隨著社會的變遷，價值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而價值觀的變化也反過來使得社會樣態發生了變遷。到了民國時期，一些西方的價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引入中國。孫中山提出“五權憲法”就是想借助西方的核心價值觀來使落后的中國變得強大。不僅如此，當時還倡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四維”“八德”。以中山裝為例，它承載了民國時期的核心價值觀，蘊含了很多當時的價值元素。比如，中山裝上的五顆扣子代表“五權憲法”，四個衣兜寓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袖口上的三粒袖扣代表“三民主義”，后背不分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與傳統社會相比，民國時期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變化也是與時俱進的表現，但是當時內憂外患的局面并沒有破解，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也有一套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
大家如果往前推，中國是農耕文明的國家，眷戀故土、安土重遷成為古代中國人的普遍心態，因此，傳統價值觀念是內生養成的。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這個時間段的價值觀，大多是由外力涵養出的價值觀。改革開放前，在相對封閉的社會中，涵養建構了革命與斗爭、等級與身份、崇高與信仰、重義與輕利等核心價值觀。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年來，社會價值觀念漸趨分化、多元，各種社會問題凸顯。基于此，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以24個字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提出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的內容包含了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理念。
下面來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商工文明之后，其
經濟發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平等、自由、博愛的價值理念也就因此出現。而這六個字，就是西方社會最核心的價值觀。西方社會市場經濟，追逐利益，講求利潤和效率。正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在某種程度上被人的劣根性所制約。西方有一種“經濟人假設”，就是說所有人都是趨利的。那為了使市場正常運轉、商品正常交易、工作正常開展，就要規避人性中一些不好的東西，就要制約不當趨利。靠什么？西方的契約、法律。這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要像鳥之雙翼、人之雙臂一樣達到一種平衡，還需要一種內在的東西——基督教。辯證客觀地看，宗教對約束人的行為確實起到一定作用。基督教就是一種懺悔文化，倡導人們通過懺悔來凈化心靈。
回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命題的提出上來，改革開放之后，順著現代化潮流而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席卷而來，出現同樣的問題：經商要不要趨利？當然，這個過程中我們有沒有法律契約？有，可是從1978年算起，40多年的時間與西方幾百年的進程相比，我們速度太快了，有一些法律契約可能銜接不上，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另一環就要追問：我們有沒有內在的規約？
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內在和外在配合起來規約，一些人破壞規則而不當趨利，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人們內心都是由自己的“小九九”主導的，有什么樣的心理、什么樣的價值，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方式。其實價值觀就是一種取舍，是我們到底用什么樣的尺度去考量與取舍。所以我們要處理好核心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的關系，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怎樣正確辯證處理好一元和多元的問題，需要我樹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這也是文化自信中必須夯實的一個關鍵環節。
其三，樹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的自信。當下黨和國家十分重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也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英國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預言：中國文明將照亮21世紀。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里，湯因比指出：世界的未來在中國，人類的出路在于中國文明。對此，他總結了幾點原因：第一，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完整地守護了一個超級文明，長時間生活在一個文明帝國的穩定秩序中，中國模式作為一種區域的世界主義模式可以為人類提供寶貴的經驗。第二，中國人在其漫長的歷史中都保持著人類社會中可貴的天下主義的精神，恰恰中國文化是距離狹隘的民族主義最遠的。第三，儒家的人文主義價值觀使得中國文明符合了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因為儒家的觀點比較講究平衡，是中庸文化、中和文化、和合文化。第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義思想，使得中國人在漫長的時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堅守著自己的文明。第五，道家思想對宇宙和人類之間奧義的認識，以及對人類社會試圖主宰宇宙的不以為然等，恰恰是中國的道家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與合理性發展的哲學基礎。第六，東方宗教和哲學思想中對人與自然和諧的追求，可以抑制人針對自然和環境世界的征伐欲望。
三、樹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問題
最后，我結合自己生活工作中的切身感受，談談樹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問題。在《荀子·勸學》中就有這樣的一句話：“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在當下浮躁的社會環境下，我們應該規避哪些問題？第一，因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不深刻而導致復古文化的病態繁榮。2011年，余秋雨老師在《當前中國文化的隱憂》中有幾句話，我覺得用在這里還是比較恰當的：“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違背愛和善良原則，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術、詭計，并把它們統統稱之為中國智慧、制勝良策。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今天，我們在文化建設方面一定要警惕這樣的問題。真正的優良傳統文化就是“尊親”“重道義”。我想給大家勾畫一個畫面，它展示了優良傳統文化的一角。18歲就做小學教師的錢穆先生，他回憶自己年輕時社會上的尊師風氣時說：“有宴席，學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紳士以及富商們，都謙遜不敢坐學校先生之上。”這道出了當時的社會生態，就是尊師重教，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讀出何為真正的優良文化傳統。《大學》中有一句話：“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我是一名教師，對此感同身受：言傳很重要，但是身教也非常重要，大學應該教的是理性的訓練，即做人和研究方法。為什么現在有些人詬病我們的教育？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我們的教育中到底哪些方面存在問題？在大學中應該訓練學生的理性思維，讓他們有多元化的思想表達，而不是情緒化的宣泄。
其一，警惕文化傳統中的功利性。現代著名語文學家夏丏尊曾這樣描述中國人的“實用主義”：“中國人在全世界是被推為最重實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懷一個極近視的目標：娶妻是為了生子，養兒是為了防老，行善是為了福報，讀書是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國，什么都只是吃飯的工具，什么都實用，因之，就什么都淺薄。”這是民國時期大學教授的一種觀感和反思，尤其是后面這段話，對我有很深的觸動：“凡事近視，貪浮淺的近利，一味襲蹈時下陋習，結果縱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太貪容易，太浮淺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我們今天尤其應該反思文化傳統中的功利性在是否還在延續和傳承著。
其二，對文化傳統的不實認知。如果對文化傳統不能正確認知，那么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也會大打折扣。對文化傳統的不實認知主要體現為非黑即白、想象甚至妖魔化的蓋棺論定。比如一談到皇帝，我們可能會覺得皇帝都是三宮六院、生活奢靡的。但其實古代皇帝也要追求皇朝永固，要想皇朝永固、江山永在，那么他是不是得有些作為呢？當然，不是說所有的皇帝都有作為，那些敗家皇帝最終就是葬送了江山，但是一些有為的皇帝也會有合法性的支撐，其一是“道統”，其二是“法統”。我們談一下道統，從現代回溯傳統，數千年的中國社會，其實從來都是一個道德倫理的社會，不管是圣人治國，還是君子行道，都有道德示范的作用。古代皇帝也是人，皇帝從小也得學習、上思想品德課。我們今天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帶著浮躁功利的心態，上來就談口號，與優秀的文化傳統背道而馳。
第二，民粹文化正在沖擊著理性文化。我們在做理性分析的時候，不能盲目屈從“民意”。俄國歷史上有一位宰相叫維特。1917年前，維特想靠改革改變國家面貌。他所主導的改革并不極端，而且涉及對俄國傳統文化的考量。但當時的俄國更多的人奉行的是民粹主義，相當激進，對復雜的事情不經全面、細致地考量就輕率做出判斷。這就導致了俄國二月革命的發生。維特曾提出一個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國家。”也就是說，國家由公民組成，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不理性，那這個國家的建設就會相當艱難。這句話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們談論對文化自信的反思時，應該對這一點進行思考。
對某一領域的重視，如果缺乏學科基礎上的系統知識、分析概念和理論思路，結果是這些領域泛而不深，熱鬧但不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這些領域的邊緣化。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老百姓都有理性的主體人的思考，所以我們做思想理論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要警惕粗糙的宣傳教育。踏實研究、循循善誘、傾力而不帶名利的投入，才能贏得美譽與尊嚴。2018年，我遇到一位哈佛大學的博士后，他是外國人，卻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與他交流時我感到很親切。他提到，有一位研究當代中國史的老師，十分低調，到哈佛大學參加會議時，就坐在會議室的一個角落，但這位老師發言時，其學識以及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一下就震懾了哈佛的師生，所以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中國傳奇”。今天在學界存在著這樣的老師和學者，是我們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和有力支撐。樹立文化自信任重而道遠。
服務熱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