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君：國歌、國旗、國徽背后的故事及啟示（下）

                        

•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是需要有各種各樣的基礎的，比如一個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黨，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軍隊以及與政治體制相配套的經濟體制。我們可以稱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軍事、經濟的這些可以量化的基礎為硬實力基礎。與之相對的軟實力基礎，則往往和文化聯系在一起。

   

  　　國歌、國旗、國徽等，構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基礎。這些軟實力基礎，不像硬實力基礎那樣容易衡量，但一樣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國旗與國徽就是屬于國家文化軟實力“辨識文化系統”中視覺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從近代“國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帶給我們的啟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背后的故事及啟示三個方面回望歷史、啟示未來，進一步深化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認識。

   

  　　一、從近代“國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國旗是一個國家的主權意識不斷增強后的必然產物。最早的國旗誕生于近代歐洲，隨著亞非拉國家的獨立高潮，大批國旗隨著新國家而誕生。據相關資料，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包括未被普遍承認地區）的國旗數量已達到199面。在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之前，我們不妨按照歷史順序回顧一下1949年以前的“國旗”。

   

  　　清政府最早是沒有“國旗”的，也正因此，還吃過一次很大的虧。在1862年，鴉片戰爭后，湖北長江水域發生過一起清朝水兵和英國水兵相互斗毆的事件。在后來的交涉過程中，英國人以大清帝國的兵船沒有掛國旗為由占盡便宜。于是，曾國藩提議用“三角黃龍旗”作為中國官船的旗幟。1888年，李鴻章在和西方列強打交道時感到沒有“國旗”很不方便，于是就此事上書慈禧太后。經過多方征集、篩選，慈禧太后最終選定“四角黃龍旗”作為清政府的“國旗”，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面“國旗”這才誕生。

   

  　　說完了清政府的“國旗”，就輪到中華民國的“國旗”了。一提中華民國的“國旗”，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其實，“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并不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國旗”。最早的中華民國“國旗”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定下來的五色旗，或稱五族共和旗。一種說法是稱紅、黃、藍、白、黑“五色”象征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也就是所謂的五族共和。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旗”分別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贊成與孫中山先生的反對。章太炎先生去世時，由于他拒絕“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覆蓋他遺體的就是這面五色旗。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大地上還曾出現了一個非常短命的中華帝國，也就是1915年袁世凱復辟建立的中華帝國。此時的中華帝國也選擇了五色旗作為“國旗”，不同的是在紅色上畫了一個叉。

   

  　　回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來，這面旗是孫中山先生力主采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在青天白日旗的基礎上修改而來的，而這個青天白日旗是民主革命家陸皓東設計的。陸皓東于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義，孫中山先生對他非常欣賞，稱譽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在同盟會成立以后，幾個重要的革命領導人商討日后中國“國旗”的形式時，孫中山先生就力挺青天白日旗，在遭到質疑后提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設想。在北伐成功以后，“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至于抗日戰爭期間，漢奸們建立的幾個偽政權，如華北臨時政府、汪偽國民政府都曾重新采用五色旗作為所謂的“國旗”，就實屬令人作嘔了。總的來說，1949年以前的從清政府末期到中華民國時期的所謂的“國旗”，帶給中國人民的觀感都是非常差勁的。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天安門廣場首次升起。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誕生，就要從同年7月15日到26日間，刊登在當時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等各大報紙上的征集啟示說起。啟示的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征集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要成立了，我們必須要有一面嶄新的國旗。這個任務非常艱巨，因為應征作品多達2992幅（一說為3012幅），而留給最后遴選的時間卻沒有多久。在這么多應征作品，尤其是這么多領導或知名學者領銜設計的作品中，曾聯松設計的五星紅旗“脫穎而出”，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二、選定國旗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啟示

   

  　　第一，選定國旗的故事印證了，不唯名、只唯實的作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國旗遴選的范圍是2992幅作品，其中不乏領導們、學者們領銜設計的作品，如朱德同志、郭沫若先生、張仃先生等，而最終獲選的作品出自一位名叫曾聯松的先生之手。不是對那段歷史特別感興趣的朋友，可能到了今天也不一定知道這位曾聯松先生。

   

  　　曾聯松先生是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畢業之后，他從事的也是和財務有關的工作，和美術一點也不沾邊。為什么沒有選擇領導們、學者們領銜設計的作品，而選擇了這位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先生所設計的作品，作為國旗的修改基礎呢？這里邊就體現了，不唯名、只唯實的作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第二，選定國旗的故事表明了，任何涉及到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事都不是小事，必須予以高度關注的態度。不唯名、只唯實，具體指的是什么？就是任何涉及到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事都不是小事，必須予以高度關注的態度。在當時的2992幅應征作品中，相當一部分應征作品為了體現所謂的“中國特色”都畫有一條黃橫杠。這個黃橫杠有很多解讀，如解讀為黃河甚至長江、淮河的象征。但是，張治中先生提出了他的反對意愿，認為一條橫杠有分裂國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聯想到孫悟空的金箍棒。當時也反對采用有黃橫杠的圖案作為國旗的底稿的著名民主人士，還有徐悲鴻先生、吳藻溪先生等。吳藻溪先生曾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不建議采用有黃橫杠的圖案作為國旗的選定稿。

   

  　　張治中先生、徐悲鴻先生、吳藻溪先生，都是不同意在國旗上加上一條橫杠的。雖然說黃橫杠體現了中華本土特征，如黃河、長江和淮河，但是國旗上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山川河流的標志，如蘇聯、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國旗上也沒有山川河流的象征。聽取了不同的意見后，毛澤東同志一錘定音，選擇了以五顆星星來表現新中國特征的五星紅旗。

   

  　　說到這兒，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反對分裂永遠都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政治上絕對正確的主題，更何況中國從秦開始就有大一統的情懷。分裂國家的行為或人是永遠要遭到唾棄的。無論是當年的國旗遴選，還是今天我們捍衛國旗的種種行為，都印證了一個主題，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同樣也如此。

   

  　　第三，選定國旗的故事強調了，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思維。據相關史料記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遴選過程中，共有六幅作品進入了決賽，也就是最終選定的階段。這六幅作品當時得的票數分別是，復字第3號185票、復字第4號129票、復字第1號112票、復字第2號77票、復字第15號18票、復字第32號15票。如果按以多勝少的原則，毫無疑問，得了185票的復字第3號應征作品應該勝出。但是，最終勝出的是得票最少的復字第32號應征作品。最終，復字第32號作品上的那顆大五角星里邊的錘子鐮刀圖案被去掉，成為了今天我們每個人都為之感到崇敬的五星紅旗。五星紅旗“脫穎而出”，驗證了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道理。

   

  　　可以說，選定國旗的故事帶給我們的三點啟示，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背后的故事及啟示

   

  　　關于國徽的歷史，你知道多少？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魯迅先生，但是不一定知道，魯迅先生曾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枚“國徽”的設計參與者。1912年，魯迅、許壽裳、錢稻孫三位先生合作設計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的“十二章國徽”，又稱“嘉禾國徽”。1913年，這幅“國徽”圖案由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發表。“十二章國徽”的設計中結合了西方紋章的布局及傳統的十二章圖案，包含嘉禾、日、月、星辰、山、龍、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種吉祥物。后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青天白日國徽”則是以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為藍本設計而成。需要注意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徽”與中國國民黨黨徽樣式如出一轍卻有所區別：“國徽”的背景為深青天，白日為小白日（不觸及外圍）；中國國民黨黨徽的背景為淺青天，白日為大白日（與外環邊緣相觸）。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我們走過天安門廣場時，都能看到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方的國徽。在1949年7月，由郭沫若先生執筆起草的征集啟示中，國徽的圖案也是重要內容之一。到了1949年8月，國徽的征集機構共搜集到了海內外寄來的稿件112件，相關圖案900幅。然而最終，國徽并不是與國歌、國旗一起，在同年同月同日誕生的。如果你看有關開國大典的資料或紀錄片，仔細觀看當時的天安門城樓就能發現，今天懸掛國徽的地方是沒有懸掛國徽的，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的橫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選定是到了1950年才塵埃落定的。那么，國徽的遴選過程又帶給后世的我們哪些啟示？

   

  　　第一，從事藝術創作等工作，應該寧缺毋濫、慎之又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我們一同征集了國歌、國旗、國徽，唯獨國徽是在缺位了近一年之久后才選定，恰恰表現了我們工作的“慎之又慎、寧缺毋濫”的風格，也體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從事藝術創作等工作，應該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問世，走過了一條從征集作品到委托創作的道路。也就是說，我們本著寧缺毋濫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并未從征集作品中選出一幅合適的作品，于是委托清華大學和中央美院的兩個團隊設計國徽。清華大學團隊由林徽因女士領銜，成員包括莫宗江、鄧以蟄、王遜、高莊等。中央美院的團隊由張仃同志領銜，成員包括鐘靈、張光宇、周令釗等。這兩個團隊有著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即張仃同志代表的革命文化背景與林徽因女士代表的傳統文化背景。所以，張仃先生領銜設計出來的國徽以天安門為中心，具體圖案還有五星、齒輪、麥穗、綬帶等，體現了革命文化的色彩；林徽因女士領銜設計出來的國徽是大孔玉幣形象，再加上五星、齒輪、嘉禾、國名等，體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最后，毛澤東同志決定采用張仃等人的設計，由林徽因等人來協助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過程充分說明了，好的藝術創作應該是創作主體之間的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的過程。進一步說，不僅是藝術創作，國家的發展也要做到相互借鑒、相互學習、相互開放，最終形成可持續發展。

   

  　　第三，從事藝術創作等工作，應該既繼承傳統，又開拓創新。為什么民國時期出現了很多大師，如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等等？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讀書人是兼收并蓄的，在自身有比較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的基礎上用新的理論、新的視角看世界，也就是所謂的“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所以，我們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過程，正是藝術創作既繼承傳統，又開拓創新的過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為國家象征之一的國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就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如在國徽上出現建筑物。我們說張仃同志領銜設計的有天安門圖案的國徽體現了革命性與開拓創新的精神，正因為當時世界各國的國徽都沒有建筑物的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們既尊重傳統，更看重創新，所以張仃同志領銜設計的帶有天安門圖案的國徽設計稿才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等人的認可。

   

  　　藝術創作，就應該是“文似看山不喜平”的，一定要言人所未言，也就是熟悉的“陌生化”。一個好的作品應該至少有三分不熟悉的東西，或者對熟悉的東西做“陌生化”處理，如把天安門城樓放到國徽圖案里就是一個創新。

   

  　　綜上所述，我們回過頭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遴選過程能夠體會到前人不唯名、只唯實的作風，對任何涉及到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事都必須予以高度關注的態度以及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思維。我們回過頭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過程也能夠體會到前人在藝術創作等工作中所堅持的寧缺毋濫、慎之又慎，相互學習、取長補短，繼承傳統、開拓創新的原則。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通過對國旗、國徽故事的講述及對其啟示的發掘，我們應該有感于先輩們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而有所感觸、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