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君：國歌、國旗、國徽背后的故事及啟示（上）

                        

•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是需要有各種各樣的基礎的，比如一個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黨，一支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軍隊以及與政治體制相配套的經濟體制。我們可以稱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軍事、經濟的這些可以量化的基礎為硬實力基礎。與之相對的軟實力基礎，則往往和文化聯系在一起。

   

  　　國歌、國旗、國徽等，構成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建立和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基礎。這些軟實力基礎，不像硬實力基礎那樣容易衡量，但一樣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國歌就是屬于國家文化軟實力“辨識文化系統”中聽覺方面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近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背后的故事及啟示兩個方面回望歷史、啟示未來，進一步深化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認識。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近代“國歌”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時期大清帝國的靈魂人物，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就在當時，這位“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在一次重大的國際外交場合上遭遇了一件很大的“囧”事。

   

  　　話還得從公元1896年說起，這一年，沙皇俄國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舉行了加冕典禮。沙皇俄國向很多國家都發來邀請，邀請這些國家派重要嘉賓、專門代表前去參加典禮。大清帝國當時派出了李鴻章李中堂，率領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到了莫斯科。到達之后，負責接待他的沙皇俄國官員提醒說，典禮上要演奏國歌。這件事給李鴻章帶來了一個大大的難題，因為大清帝國當時沒有國歌。思來想去，李鴻章決定想方設法弄出一首臨時的國歌來。好在李鴻章以急中生智著稱，他選擇了一首在他認為比較合適的詩詞，然后命人用他家鄉安徽的地方戲曲曲調譜曲，作為臨時國歌入場曲交給了沙皇俄國官員。

   

  　　李鴻章選的是唐代詩人王建所作的宮詞的一部分——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迎日，五色云車駕六龍。今天我們說起來這件事，也不由暗暗替李鴻章捏了一把汗。當時，李鴻章有驚無險地把這件事了了之后，心里是既不爽又不安，不爽的是手下那么多人，一直沒有人告訴他這樣的外交場合要演奏來賓國國歌，不安的是他雖然避免了外交上的尷尬，但沒有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請示，屬于典型的先斬后奏。李鴻章回國后就把這件事回報給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并上奏懇請皇帝下旨征集國歌。

   

  　　早在1896年之前的1880年，有一位名叫曾紀澤的人就曾經嘗試過創作“國歌”。曾紀澤是大清帝國第二位出使歐洲的公使。他出任駐英、駐法大使時，曾有感于外交場合需要演奏國歌而當時的大清帝國沒有國歌的情況，寫了一首作為臨時國歌——一統舊江山，亞細亞文明古國四千年！最可嘆：猶太、印度與波蘭，亡國恨，談之心寒！曾紀澤創作的這首“國歌”含有一定的憂患意識，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得到李鴻章的注意。

   

  　　李鴻章回國匯報后，慈禧太后沒把“國歌”當成一回事，因為當時的大清帝國算不上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所以對于這些必要的軟實力基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公元1906年，大清帝國成立的陸軍部創作了一首陸軍軍歌《頌龍旗》，成為了大清帝國的代國歌。《頌龍旗》的歌詞是：于斯萬年，亞東大帝國！山岳縱橫獨立幟，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產博。揚我黃龍帝國徽，唱我帝國歌！

   

  　　又過了幾年，大清帝國終于有了一首正式國歌《鞏金甌》。歌詞是這樣的：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這第一首大清帝國的官方國歌來得確實不是時候，因為這首國歌正式頒布是在宣統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存在了兩百多年的大清帝國被推翻。盡管嚴復、傅侗等詞曲作者做出了努力，隨著大清帝國的滅亡，這首國歌僅存在了相當短的時間。

   

  　　大清帝國被推翻之后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時，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總長，并面向全國征集“國歌”。結果，由沈彭年作曲、沈恩孚作詞的《五旗共和歌》被選中，歌詞是這樣的：亞東開化中國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飄揚五色旗，民國榮光，錦繡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應當說，這首“國歌”還是有一些新氣象的。

   

  　　但好景不長，很快，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被袁世凱篡奪，中華民國的首都從南京改到了當時的北京。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后，不僅把孫中山先生主導下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還把《五旗共和歌》廢止了。他找人又創作了另外一首中華民國國歌《中華雄立宇宙間》，歌詞是這樣的：中華雄立宇宙間，廓八埏，華胄來從昆侖巔，江湖浩蕩山綿連，共和五族開堯天，億萬年。這首歌于1915年正式頒布。袁世凱稱帝后將“共和五族開堯天”改成了“勛華揖讓開堯天”，以期影響輿論。

   

  　　在1912年到1915年的過渡時期，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會在開會典禮上是以《卿云歌》為臨時國歌的，歌詞是這樣的：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這首中華民國的臨時國歌曾經經歷了所謂的三起三落，第一起是民國成立之初，第一落是1914年被袁世凱下令廢止；第二起是1919年北洋政府仍然決定使用，刪掉結尾兩句，第二落是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被廢止，第三起是1940年汪精衛建立偽政權，曾使用過其作為汪偽政權的“國歌”，第三落是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被廢止。可以說，這首所謂的“國歌”折射了那一段時期的時代變遷。

   

  　　后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愿聯合主導了北伐。當時，北伐軍有一首軍歌《國民革命歌》，契合了那個時代的時代氣息，其詞作者是一位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但是，所謂的北伐成功之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軍閥很快就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孫中山先生的遺愿沒有在當時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那里得到實現，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當時南京政府的“國歌”是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和邵元沖合寫的《三民主義歌》。這首歌在1937年6月3日，經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批準，被正式頒布為“國歌”，歌詞是這樣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首“國歌”的四位詞作者都沒有活過1949年，胡漢民是1936年5月死于蔣介石的謀殺，廖仲愷是1925年8月死于蔣介石的謀殺，戴季陶是1949年有感于前途絕望自殺，邵元沖是1936年死于西安。

   

  　　從大清帝國到中華民國，這一歷史時期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國歌”，其歌詞或歌曲都是脫離群眾或局限于固化的思維的，更有甚者是為了一己私利而出現。

   

  　　需要強調的是，193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曾通過一個決議，選用《國際歌》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歌，歌詞是這樣的：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讓思想沖破牢籠！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趁熱打鐵才能成功！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完整版《國際歌》一共是六段。應當說，當年《國際歌》的譯者翻譯得很好，聽起來特別給力。

   

  　　二、《義勇軍進行曲》背后的故事及啟示

   

  　　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從一千多首作品里選出一首作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當時，從國歌歌詞的征集啟示發出到最后選定的時間是71天。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來之不易的。這首歌的詞作者是田漢，曲作者是聶耳，原來是電影《風云兒女》的插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新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建國問題時，就征集國歌、國旗、國徽發了一個啟示。這份啟示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必須涵蓋的幾方面內容：一是中國特征，二是政權特征，三要有新民主主義，四要有新中國之遠景。很多人紛紛響應，一千多首作品應征，其中不乏著名學者、文人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新華頌》等。大家都知道，最后，《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

   

  　　這個選定國歌的過程為我們帶來三個啟示：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遴選過程，彰顯了居安思危的境界。據史料記載，在遴選國歌的過程中，很多人不是很認同《義勇軍進行曲》。一些持反對意見者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至少是歌詞里的某些詞語已經有些過時了。比如，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李立三同志就認為《義勇軍進行曲》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非常不妥，因為我們用了14年時間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時間打敗了“蔣匪軍”，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欣欣向榮的，怎么會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判斷？一些專家學者建議，選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的話，最好也把這句詞改一下。

   

  　　支持直接選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的和反對直接選用的這兩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澤東同志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之后，認為不必修改歌詞，“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雖然全國快解放了，但還是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貴的品質。面對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團，一起奮斗，共克困難；面對順境，也就是形勢一片大好時，我們是不是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往往決定了個體或組織、國家究竟能夠走多遠。所以，我們回過頭看，70年前，我們的先輩們能夠力排眾議，選定《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確實彰顯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胸襟。也因此，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以后能夠克服各種困難走向輝煌。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遴選過程，彰顯了對于既往歷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期許。為什么《義勇軍進行曲》能夠在一千多首應征作品中脫穎而出？因為《義勇軍進行曲》彰顯了當時的遴選主體們對以往歷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說到這兒就不能不說《義勇軍進行曲》的問世，時間是全面抗戰時期，出現在當時的新媒體電影中。《義勇軍進行曲》最早是紅極一時的電影《風云兒女》的插曲，一經問世就在當時的中國乃至世界上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著名音樂教育家、畫家豐子愷先生在《談抗戰歌曲》一文中說：“連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來，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這句話足以證明，《義勇軍進行曲》在當時不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詳的，就連荒山農村的村夫牧童也會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經在埃及的金字塔下邊聽到有人唱《義勇軍進行曲》。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國講學期間聽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歌唱家曾經專門演唱過《義勇軍進行曲》，這位演唱家就是保羅·羅伯遜。1927年，他在美國的著名音樂劇《游覽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舉成名。據說，他能用英、漢、俄、法等20多種語言演唱。保羅•羅伯遜曾經專門在紐約用英語演唱《義勇軍進行曲》，還灌制了一張名為《起來》的中國革命歌曲唱片。所以，《義勇軍進行曲》在當時確實是紅極一時的。我們選定這首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非常大的國際影響力的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國歌，彰顯了對于既往歷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期許。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反映了時代和歷史，其歌詞的修改歷程起到了更好地凝聚“想象共同體”的獨特作用。《義勇軍進行曲》的第一次歌詞修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舉辦了一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議主辦方邀請當時正在籌備建國的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團來參會。按規定，會議開幕時，各國代表團入場都要演奏國歌。當時我們還沒有選定國歌，代表團成員幾乎一致同意，決定選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入場時演奏的歌曲，只不過在經過認真討論后將“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改成了“中華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刻”。1978年，我們又進行了一次《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義勇軍進行曲》。轉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來改去的國歌歌詞終于又回到了原點，恢復了本來面目。同年，《義勇軍進行曲》以全國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而不是代國歌。

   

  　　國歌的歌詞為什么要改？這與當時的語境、歷史環境有關，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凝聚“想象共同體”的獨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體”？例如，民族和國家都是“想象共同體”。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要想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凝聚“想象共同體”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對這個“想象共同體”的心理認同、主觀認同。舉個例子，2018年1月31日，加拿大參議院通過一項修改國歌歌詞的法案，盡管只修改了兩個單詞，但意義非同小可，翻譯成中文是這樣的：“愛國真心，統領您的兒子”改為“愛國真心，統領我們全體”。“兒子”改成“全體”，是因為原來的歌詞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性別歧視。我們可以看到，加拿大修改國歌歌詞，就是為了盡最大可能凝聚“想象共同體”的每一個組成人員的認同。

   

  　　綜上所述，我們回過頭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遴選過程，就能夠體會到居安思危的胸懷、境界，體會到對既往歷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對未來美好的期許，更能感受到國歌對于中國人增強凝聚力的推動作用。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通過對國歌故事的講述及對其啟示的發掘，我們應該有感于先輩們篳路藍縷的開創精神而有所感觸、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