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請歷史記住他們 ——“兩彈一星”研制給我們的啟示

　　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和大家交流學習“兩彈一星”精神的體會。

　　1999年5月6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媒體同時刊載了一篇文章，叫《請歷史記住他們》，作者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間在中國科學院擔任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同志。他的這篇文章刊登之后，在全國科技界，包括國防軍工領域都引起了巨大反響。隨后，中國科學院再次以《請歷史記住他們》為題編寫了一本書，這本書由廈門大學出版，共41篇文章，除了楊振寧寫的一篇回憶鄧稼先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都由親身參與了“兩彈一星”研制過程的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相關領導同志所撰寫。另外還要向大家推薦一本跟“兩彈一星”相關的很重要的書，就是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原國務委員宋健同志主編的《“兩彈一星”元勛傳》。這本書由23篇“兩彈一星”元勛的傳記組成，全面展示了“兩彈一星”元勛們的成長歷程和經歷。上面提到的兩本書是我今天跟大家交流學習心得的主要資料來源。

　　1999年的9月1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了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并授予他們“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下圖是授獎儀式上拍的一張照片。

　　1

　　照片里包括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等人。23位專家中有七位當時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是追授的，還有一位是錢學森院士，他因行動不便沒有來到現場，因此現場接受頒獎的一共是15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2

　　上圖是全部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勛，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院士21位。在他們當中有17位曾在中國科學院工作過，其中15位是在投身“兩彈一星”事業之前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的，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當年的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事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頒獎時間是1999年9月18日，時光倒回68年前，1931年的9月18日卻是中國歷史上相當黑暗的一天。這一天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很快占領了我們的東三省，所以也被稱為“東北淪亡紀念日”。在1999年“兩彈一星”元勛授勛之后，聶榮臻元帥的秘書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表達過這樣一層意思，之所以選擇“九一八”進行頒獎，目的是說明中國人不僅在政治上站起來了，在科技上也站起來了，任人宰割的歷史將永遠成為過去。

　　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王大珩唱卡拉OK的故事。

　　3

　　王大珩當時在中國科學院長春光機所工作。上世紀九十年代，他的幾個學生請他吃飯，席間大家唱卡拉OK助興。王老一開始說聽大家唱，自己不唱，后來看到電視屏幕上出現了幾對衣著鮮艷的青年男女，他們踩著輕快的節拍翩翩起舞，歌詞唱的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他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來，主動要求說要唱這支歌，還特別強調不要伴奏，伴奏會失真。

　　關于王老唱歌，書中有一段描寫，我們來看一下：

　　王老的嗓音既不圓潤，也不嘹亮，唱到高音處還能明顯感覺到底氣不足，但王老的歌聲飽含著情、浸透著淚，每一句話的歌詞都仿佛從心底流出，整首歌一字不落地唱完后，房間內一片寂靜，充溢著悲傷的情緒。隨后王老跟大家講，1937年他從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任教。“七七事變”爆發之后，王老也加入了南下逃亡的隊伍，《松花江上》這首歌是王老在逃難的船上從幾個東北流亡大學生那里學來的。開始船上只有這幾名大學生唱，后來全船的人都學會了，一起唱，大家輪番唱，整整唱了一夜，還有很多人跟著哭了一夜。所以王老跟他的學生講：“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適合拿來娛樂。”

　　4

　　再看另一位“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他是2013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同時也是2017年八一建軍節習近平總書記授予的十位“八一勛章”獲得者之一。1937年，程開甲考入浙江大學，正趕上史上著名的浙大西遷。浙大的校史館中有一幅地圖，描述了當年浙江大學在抗戰期間從杭州經過江西、湖南、廣西，最后到貴州遵義落腳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幾個時間點：1937年9月，程開甲這一屆新生剛入學就遷到了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課。到了11月，敵人在浙江嘉興全公亭登陸，學校遷到杭州建德。又一個月之后，也就是1937年12月，敵陷杭州，浙大師生歷盡艱險，分批到達江西吉安。到了1939年12月，敵擾貴南，學校西遷遵義市湄潭縣永興鎮，直至抗戰勝利。所以今天我們很難想象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學習會受到多么大的影響。每次學校搬遷，除了學生和老師要走，很多儀器和圖書當然也要跟著走。有一次搬遷過程中經過水路，物理系的幾箱書掉到了河里。到了目的地之后，在老師的組織下，程開甲和同學們一起把書一本本地晾開、曬干，看著那些受損的圖書，程開甲傷心地流下了眼淚。程開甲在學校時就非常愛讀書，同學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程book”，但他流淚卻不僅僅是因為愛書，更主要的原因是在自己的國土上被侵略者追趕著到處逃跑、躲藏的屈辱和憤懣。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正是“兩彈一星”元勛和以他們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滿懷報國熱情，在“兩彈一星”研制中堅韌不拔、突破萬重難關的動力之源。

　　我們這里舉的是王大珩和程開甲的例子，如果大家閱讀《“兩彈一星”元勛傳》，會發現許多元勛都對當初被侵略的這段歷史記憶猶新。

　　下面我從四個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學習的體會。

　　一、偉大的戰略決策——“兩彈一星”

　　原子彈

　　1945年7月16日，人類歷史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其殺傷力和威懾力震撼了全世界。美國“曼哈頓工程”理論設計師奧本海默在試驗現場看見升騰而起的蘑菇云，想起了古印度圣詩《薄伽梵歌》中的兩句話，一句是“漫天奇光異彩，猶如圣靈呈威；只有一千個太陽才能與其爭輝”；另一句話是“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毀滅者”。美國試驗成功后僅20天，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死神就分別降臨到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上空，蘑菇云升騰起來的瞬間，幾十萬人的生命灰飛煙滅。

　　5

　　大家看上面這張圖，巨大的蘑菇云升騰而起，仔細看圖上用紅圈圈出來的部分，是四個站得筆挺的人，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呆若木雞。

　　1946年8月6日，這次爆炸之后一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同她的談話中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但實際上并不可怕。”這番話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的英雄氣魄。原子彈的威力毛澤東當然知道，但是我們不能也沒有在氣勢上被嚇倒，一旦具備了條件，我們中國也要研制。

　　1954年10月，中國在廣西發現了鈾礦，三個月后，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中南海召開，主題就是發展中國的原子能事業。在開會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號，周恩來總理邀請李四光、錢三強兩位科學家來到中南海，主要是跟他們商量這個會該怎么開。周總理請兩位科學家給書記處的書記們講原子能，盡可能要講得通俗，不要用太專業的術語。同時周總理還提示說，可能的話能不能帶一些試驗儀器，做一些演示。在囑托過李四光、錢三強之后的當天晚上，周總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工作便函，內容如下：

　　主席：今日下午已約李四光、錢三強兩位談過，一波、劉杰兩位同志參加。時間談得較長，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續談。現將有關文件送上請先閱。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時后約李四光、錢三強一談，除書記處外，彭、彭、鄧、富春、一波、劉杰均可參加。下午三時前，李四光午睡。晚間李四光身體支持不了。請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時來匯報今日所談，以便節省一些時間。

　　從這封便函我們可以看出周總理配合毛主席工作的一種細致的工作作風，同時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像李四光這樣的大科學家是多么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

　　總得來說，1955年1月15日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拉開了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大幕。

　　導彈

　　導彈和火箭是密不可分的。現代航天學和火箭理論奠基人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可能永遠被束縛在搖籃里”。比齊奧爾科夫斯基年輕二十多歲的被稱為現代火箭之父的美國科學家羅伯特·戈達德也有一句很著名的話：“昨日的夢想是今天的希望，是明天的現實”。回顧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很多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在軍事上取得應用的，火箭也不例外。火箭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導彈，它是一種遠距離的攻擊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首先使用了導彈，隔著英吉利海峽攻擊倫敦，造成了很大的恐慌。他們的帶頭人是被稱為歐洲火箭之父的德國科學家赫爾曼·奧伯特。

　　巧合的是當時我們“兩彈一星”元勛之一的黃緯祿先生正在英國留學，他所實習的那家工廠就受到了V2導彈的攻擊。導彈就在他的辦公室外爆炸，他的好幾個同事都在這次襲擊中喪生。黃緯祿院士在自傳中提到當時英國的工廠對外來人員有一個照顧，正常上班時間是八點，但是外國人可以八點半來，就是這三十分鐘救了他一條命。

　　剛剛我們說德國的奧伯特帶頭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枚火箭，在他的團隊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韋納·馮·布勞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他歸順了美國，后來為美國的航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1969年，運載阿波羅11號實現載人登月的大推力土星五號火箭，其主設計師就是這位馮·布勞恩。

　　6

　　上面這張照片是在德國領土上，德向美軍投降的一個情景。1945年，美國踏上德國領土，同時派出了一支科學考察團考察德國的軍事工業，因為那時德國在軍工領域非常強大。馮·布勞恩向美國投降，就要先由美國的軍事考察團對他進行審問，了解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而審問他的人當中就有我們中國的錢學森。大家看下面的照片，這是1945年4月美國軍事考察團在德國的照片，站在左側的就是錢學森。這些人都穿著美國軍裝，實際上他們都是科學家。

　　7

　　關于這次考察還有一張照片，有的同志可能很熟悉。錢學森坐在中間，旁邊的兩個人分別是加州理工學院非常著名的教授，空氣動力學大師，同時也是錢學森的博士生導師西奧多·馮·卡門，以及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教授、流體力學奠基人路德維希·普朗特。這三個人是師生三代，這張照片是他們一生當中唯一的一次相聚，就是下面這張圖。

　　8

　　只不過這次相聚有些尷尬，因為馮·卡門和錢學森是美軍的考察團，屬于盟軍軍官，而路德維希·普朗特是戰時服務于納粹政府的科學家，所以他們之間是審問與被審問的關系。

　　這次考察結束之后，美國的科學考察團寫了一份戰略報告，叫《邁向新高度》，后來人們評價這份報告為美國空軍的發展描繪了藍圖。《邁向新高度》共13卷，由馮·卡門主筆，他一個人撰寫了其中的兩卷，余下的11卷由剩下的26個人一同撰寫，錢學森參與了其中5卷的撰寫，有19個人只參與了1卷的撰寫。從參與撰寫內容的多寡和范圍來看，錢學森是《邁向新高度》的重要執筆人之一。今天，《邁向新高度》在美國的網站上已經被解密，其介紹中也明確說明了錢學森作出了主要貢獻。那么在當時，正是因為錢學森有這樣的工作經歷和背景，所以從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在錢學森回國后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他就分別受到了陳賡、彭德懷、葉劍英等軍隊高級將領，以及周總理和毛主席的接見。國家領導人和軍方高級將領之所以反復跟錢學森接觸，目的就是想了解導彈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以及我們中國能不能自主研制導彈的問題。

　　1956年2月，錢學森向周總理呈交了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同年10月，我國第一個導彈、火箭研制機構國防部五院成立，它是我們今天的中國航天科技和中國航天科工兩大集團的前身，航天口的人都稱它為“老五院”。錢學森回國之后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從1956年2月開始兼任國防部五院院長。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把主要的時間和工作精力都放在了五院這邊。從創立國防部五院開始，中國的導彈和火箭事業就此展開，這就是中國航天事業的起點。

　　衛星

　　1957年10月4日，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標志著人類航天時代的來臨。英文字典里因此多出了一個詞，叫Sputnik，它實際上是一個俄語單詞，意思是衛星。那么它被加到了英文字典里仍然是衛星的意思，只是特指俄羅斯人研制的衛星。這主要是由于美國人提出衛星研制比蘇聯人要早，最終蘇聯人卻率先發射成功，這一事實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恐慌。因此緊跟著Sputnik這個詞的還有一個詞組叫“Sputnik moment”，就是蘇聯衛星誕生的時刻，美國人希望以此提醒自己要認識到威脅和挑戰，必須加倍努力，迎頭趕上。美蘇的太空競賽也由此展開。

　　1957年蘇聯人成功發射衛星之后，次年的5月17日，毛主席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二次會議上宣布：“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中國科學院立刻響應，成立了“581”工作組，協調中國科學院的若干個研究所，如力學所、自動化研究所、電子所、化學所、地理所等等，一大批研究所都參與其中，開始衛星的研制工作。

　　最初我們對衛星的認識不夠全面，曾設想在1959年的國慶發射衛星，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后冷靜下來了，沖天的熱情不能代替科學，要學習再學習。趙九章院士、楊嘉墀院士及錢驥都在自傳中提到了這種認識上的轉變。于是1959年初，中央向科學院下達了新的指示，就是先不提發衛星，改為發射探空火箭，就是把火箭打上天，探測高空的各種物理環境，但是并不能夠達到第一宇宙速度，也不會繞著地球轉。與此同時，錢學森所領導的國防部五院一直在積極開展、推進導彈的研制。

　　直到1964年下半年，趙九章到導彈發射基地參觀了一次發射試驗，之后他跟錢學森進行了交流，兩個人得出了共同的認識，就是我們國家研制、發射衛星的時機已經到來，應該立項成國家任務。1964年12月底，趙九章上書給周總理；1965年1月，錢學森通過國防科委向中央建議，都是在說衛星國家立項這一件事。到了1965年5月，中央專委第十二次會議決定衛星工程上馬，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今天稱國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為“651”工程。

　　“兩彈一星”是國家最高領導層審時度勢，從國家利益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體現了人類科技發展的最高成就，科技界在決策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隱姓埋名、以身許國的“兩彈一星”科學家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蘇兩國關系非常友好，在這一大背景下，1957年10月15日，中蘇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承諾為中國的導彈、原子彈研制提供專家技術、留學生名額，以及實物、模型等。1958年4月，赫魯曉夫向毛澤東同志建議在中國建長波電臺，7月又提出要建聯合潛艇艦隊，都被毛澤東同志拒絕了。毛澤東同志說不允許外國的軍事勢力在中國的土地上存在，友邦如此，敵對國就更不要說了。那么隨著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越來越大，1959年6月，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終止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執行，蘇聯專家陸續撤回國內，技術圖紙等也都一并帶走了。截至“協定”終止，蘇方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導彈的實物，但是原子彈的教學模型直到最后也沒能落實。中蘇關系鬧僵以后，蘇聯方面稱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我們中國當然不能示弱，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原子彈，中國人民也不會向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低頭，也不會在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面前下跪。當然只有氣概是不行的，還要有謀略。于是中央向有關方面下達指示，蘇聯人靠不上了，就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最后實踐證明我們沒有用那么長的時間。

　　通過閱讀有關文章我們可以得知，蘇聯的專家其實對中國是友好的，是有感情的，但是他們必須服從自己國家的決定。其中有一位蘇聯專家，好像還是他們的一個組長，臨走時對二機部部長劉杰說了這樣一番話：“沒關系，我們走了，你們有王淦昌”。

　　王淦昌1930年赴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著名女物理學家邁特納。1934年回國，先后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前面我們說程開甲1937年入學經歷了浙大西遷，王淦昌作為老師也經歷了浙大西遷，后來落腳在貴州遵義。以遵義的環境來講，科研條件肯定非常差，沒有建物理系的實驗室，就在遵義城外的山包上把物理系的一些簡陋的儀器放在里面。據書上所寫，簡陋的儀器與孔夫子的牌位相映成趣，沒有直流電，就用一輛舊汽車來充當發電機。在這種環境下，王淦昌依然堅持著對科學問題的思考。通過看傳記我們可以知道，在當年那樣一個兵荒馬亂的時期，國外的學術期刊依舊能夠輾轉寄到地處遵義的浙大，當然有時會來得晚一些，有時會斷期。王淦昌就從這些期刊中搜尋重要的科學問題。

　　當時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已經推測出一種基本粒子的存在，但在實驗上還沒有證明，今天我們稱這種粒子為中微子。很多物理學家都在想方設法來證明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也是一樣。有人通過寫實驗方案，有人通過做實驗，以王淦昌當時所處的環境是不可能做實驗的，但是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想法，所以就寫了一篇不長的文章，里面提到了關于中微子探測的一個建議。他這篇文章發表之后，當年就有美國人按照王淦昌的思路開始開展實驗研究，包括十年之后，一位美國科學家最終通過實驗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他所遵循的思路也是源于王淦昌的這篇文章。上世紀五十年代，王淦昌在莫斯科的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指導和帶領下，他的研究小組取得了一項重要發現，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這項發現在國際物理學界獲得了高度認可。之所以講這些，是想說明一件事，王淦昌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

　　1961年4月3日，當時的二機部部長劉杰、副部長錢三強找王淦昌談話，向他說明了國家要研制原子彈，蘇聯指望不上了，專家都撤走了，只能靠我們自己國家優秀的科學家，詢問他愿不愿意投身其中。王淦昌的回答簡潔而堅定：“愿以身許國”，從此，他更名為王京，隱姓埋名，國際物理學界再也無從知曉王淦昌的科研工作。

　　另一位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在同一個時期被錢三強找到談了話，彭桓武的回答也非常簡單而干脆：“國家需要我，我去。”從很多報道中都可以看出，彭桓武是一位大智若愚型的科學家，考慮問題非常地深刻。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上世紀九十年代有記者問彭先生，國外工作、生活條件那么好，為什么要回國，能不能說一說理由。彭先生的回答是：“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9

　　上圖離我們最近的兩個人，左邊是彭桓武在愛丁堡大學的導師馬克斯·玻恩，195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右邊是埃爾溫·薛定諤，他是1933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留學期間，彭桓武曾在馬克斯·玻恩的推薦下兩度在薛定諤的手下從事研究工作，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對彭桓武的科研能力高度贊賞。但是我們看的這張照片是馬克斯·玻恩和他的同事及學生的合影，里面并沒有彭桓武，為什么呢？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回國了。有趣的是其中包含著另一位“兩彈一星”勛獎章獲得者，在第二排左邊，他就是剛才我們提到過的程開甲院士。所以在馬克斯·玻恩那兒，程開甲是彭桓武的師弟。照片第二排中間那個人，他也是一位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北大教授、物理學家——楊立銘先生。既然說到楊立銘先生就順便多說一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院士，是我們國家計算機科學的開創人之一夏培肅。據初步統計，我們中國科學院有13對院士。

　　接下來再介紹一個人。原子彈爆炸的過程涉及到許多力學問題，1960年，錢三強請錢學森推薦這方面的負責人選，錢學森推薦了郭永懷。當時的錢學森是力學所的所長，而郭永懷是副所長，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友誼早在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建立起來了，他們都是著名航天工程學家馮·卡門的學生。郭永懷比錢學森大兩歲，但是按拜入到馮·卡門的門下，去加州理工念書的時間來算，郭永懷比錢學森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錢學森算得上是郭永懷的輔導師。因此，錢學森對于郭永懷當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做的科研工作非常了解，并發自內心地欣賞他的科研精神。錢學森在一篇懷念郭永懷的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郭永懷之所以能做出這兩項重要成果，是因為他有見識，遇事看得準，而一旦看準，就有膽量去攻關。當然這是我們從旁見到的，我們也許看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工夫、嘔心瀝血的勞動。”

　　1960年5月，郭永懷在擔任力學所副所長的同時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從西北核試驗基地返回北京，不幸因飛機失事壯烈犧牲。我們之所以用壯烈來形容，是因為當時飛機已經到達北京上空，在距離地面幾百米的地方突然失火，后來人們找到郭永懷的遺體時，發現他和他的警衛員牟方東緊緊地抱在一起，兩具遺體被分開以后，人們發現郭永懷的公文包就夾在兩個人中間。生死關頭，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工作。

　　10

　　上圖是1988年郭永懷犧牲20年之際，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在院落內安放郭永懷塑像時拍攝的照片。王淦昌、彭桓武都來參加了這次塑像揭幕儀式，以向他們昔日的戰友致意。另外參加的人還有“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院士和陳能寬院士，最中間的是一位軍人，名叫李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都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而所長就由這位李覺將軍來擔任，因為核武器研制本質上是由軍方主導的一項工程。郭永懷在世的時候常對他的學生講：我們這一代，你們以及以后的兩三代，要成為中國力學事業的鋪路石子。

　　通過剛才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為例講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難發現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其實不只他們三個，23位“兩彈一星”元勛絕大部分都有留學經歷。下面這張圖展示了他們在國外大概待了多長時間，計算方式是回國時間減去出國時間，名字與時間相對應。

　　11

　　紅色字的名字是念了博士學位后回國的，藍色字體說明是碩士學位，而黑色字體是在國外做訪問的。

　　上面一共列了21個名字，23位元勛當中只有于敏、錢驥兩位是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當然，沒有出國留學不等于貢獻小。在國家衛星研制初期，錢驥協助趙九章在協調各大部委的需求、國家衛星研制的規劃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貢獻。于敏大家應該非常熟悉了，我們國家氫彈理論的突破就是由于敏完成的。于敏在自傳中說過這樣的話：“時代的使命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道路。”于敏起初醉心于理論物理的基礎研究，但錢三強跟他談過之后，他就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根據國家需要選擇研究方向。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中國科學家特別是核物理學家從國際學術界消失了，就像一顆顆璀璨的明星消失在他們過去的燦爛天空里，他們被民族的聲音召集在一起，隱姓埋名，把理想和智慧，一腔熱血都奉獻給了“兩彈一星”這個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三、艱苦困苦，玉汝于成——中國的自主研制之路

　　“兩彈一星”的研制是很大的工程，每一位科學家的故事都可以做一個專題，無論是原子彈、氫彈，還是導彈，每一個項目都可以專門去講，所以內容非常多，今天我就挑其中的幾段和大家分享。

　　12

　　上圖左側是原子彈內爆發爆炸原理的示意圖。中間的圓形就像一個足球，在它表面的六邊形上有引信來引燃高能炸藥。如果把它剖開就是右邊的圖，灰色和深灰色區域都是高能炸藥，按照一定的規律布放，而綠色和藍色都是核燃料。引信引燃高能炸藥之后，產生的爆炸波會形成一個球面波向中間匯聚，進而壓縮核燃料。等到核燃料被壓縮到極高的密度，超過臨界值之后，中間的中子（中子點火器）釋放，就會發生核裂變反應。這是原子彈爆炸過程的一個通俗解釋。要實現這樣的物理變化過程，必須對爆炸波的傳播規律、高溫高壓狀態下的物質狀態方程以及中子的傳輸等知識都有所學習和了解。這些書如今靜靜地躺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書架上，幾乎無人問津了，但六十年前，它們都是我們國家研制原子彈所必備的參考書。1958年，年僅34歲的鄧稼先就擔當了核武器研究所理論設計部主任這樣一個重任。這個部門首先要從理論上做好設計，他手下是28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剛才我們說的需要的知識儲備，就是那些參考書，他們都沒有學過，所以鄧稼先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組織大家一起學習。為了提高學習效率，他們把內容刻在蠟板上，然后通過油印的方式印成冊子，人手一冊。鄧稼先還出了一個主意，就是大家分頭學，每個人負責其中的幾章，由先學的那個人主講，講完之后大家討論，以提高學習效率。《超音速流和沖擊波》這本書就是由鄧稼先給大家主講的，而鄧稼先本人也是邊學邊講。

　　1961年前后，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都來到了核武器研究所，在得知這個消息后，鄧稼先說了一句話：“請來了三尊大菩薩”。因為鄧稼先本人也是從科學院被調過來的，所以他知道這些人的學術水平非常高。

　　下圖中標注的年齡是三老1961年時的年齡。

　　13

　　“三尊大菩薩”在研制過程中發揮著什么作用呢？我們可以借用書中的幾段話來了解一下：

　　彭桓武運用他強有力的理論手段，把復雜的方程組予以簡化，完成了原子彈反應過程的初估分析，科學地劃分了反應過程的各個階段，提出了決定各反應過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為掌握原子彈反應的基本規律與物理圖象起了重要作用。

　　我們可以把這段話概括為科學指導、把握方向。

　　會議室的黑板是大伙兒集思走筆的場所，一個個公式寫上去又被擦掉，一個個計算結果得出來又被否定，有時大家會為此爭得面紅耳赤。彭桓武、郭永懷從不以大家自居，而是平等待人，熱情地參與討論。并以他們深厚的理論功底啟發著年輕人的思路。

　　這段話我們可以概括為平等探討、循循善誘。

　　影片《鄧稼先》中有一個場景就是根據這段話來演繹的，為了督促大家的業務學習，王淦昌每周都要安排一次學術討論會，要求每個人踴躍發言，提出自己的見解。討論會上如果誰不愛發言，他就把誰叫上講臺。為避免難堪，每個人都像準備考試那樣，認真鉆研有關資料。

　　這一點我們可以概括為嚴格要求、激發潛能。

　　所以“大菩薩”發揮的作用我們可以從以上幾個方面來了解。

　　從1961年的春天到秋天，理論設計部做了“九次計算”。在設計原子彈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參數，當時蘇聯專家并沒有留下落在紙面上的具體數字，但在交流討論的過程中，有人回憶說蘇聯專家好像說過這個數。可是經過我們自己計算得出的結果與記憶中的相差很多，到底是我們記錯了、聽錯了，還是蘇聯專家說錯了呢？關鍵還是在于我們對原子彈爆炸這一物理過程的了解和認識不夠深刻。隨著各種新物理現象的獲得和新計算方法的采用，大家不斷地改進計算方法，前前后后一共計算了九次，但直到最后還是不敢確定我們的結果就是正確的。

　　14

　　這個時候周光召院士從蘇聯杜伯納聯合所回國了，他在蘇聯時聽說蘇聯專家被撤走，就帶著在蘇聯的留學生們一起給國內寫信，說愿意回國報效祖國。他回來之后就參與了這項工作，解決了“九次運算”帶給大家的困惑，最終通過最大功原理確認蘇聯專家說的數太大，肯定不對。這樣大家就堅信了自己計算的結果。

　　1984年，國家把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頒予了對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物理問題的研究，當獎章交到第一獲獎人彭桓武手上的時候，他堅決不收，他說：“這是個集體的事業，不是我個人的努力”。通過上面講過的幾個故事，相信大家都能夠理解。為此彭桓武還寫了一句話：“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這是對當時的一段回憶。

　　原子彈的爆炸僅從理論上設計是不夠的，還要進行試驗，試驗工作的負責人是王淦昌院士。他是副所長，還需要一個像鄧稼先一樣的爆轟試驗室的主任，這個人就是陳能寬院士。經過上千次試驗，1962年9月，內爆法的關鍵環節得到驗證，需要開始做等比例試驗了，但懷來官廳水庫附近的試驗場規模太小。那時候軍方已經在青海建了一個大的爆轟試驗場，于是在北京的研究力量就整體移到了青海。

　　引爆高能炸藥是最關鍵的因素，從小規模試驗到等比例試驗有了把握，最終才能對原子彈的爆炸有把握。

　　15

　　上面這張圖是青海的照片，如果大家去那里旅游，可以在公路上看見一個標牌——爆轟試驗場，這個試驗指的就是原子彈爆炸前高能炸藥的爆轟試驗，211廠是建在青海的一所原子彈制造廠。

　　剛才講的是原子彈，我們再看一看導彈。下圖中的錢學森、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都是“兩彈一星”元勛中對導彈研制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

　　16

　　1960年11月5日，東風一號導彈發射成功，聶榮臻元帥滿懷豪情地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是這枚導彈實際上是仿制的蘇聯的。剛才我們提到過《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根據協定，蘇聯人給了我們導彈實物，而且還給了好幾顆，其中一顆專門就是用來仿制的。我們肯定要走自主設計的道路，研制自己的導彈。

　　17

　　上圖是1962年3月21日“東風2號”的發射試驗，這也是我們國家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導彈，射程由之前的五百公里延長到了一千公里。但是這次試驗失敗了。導彈剛打上天，還沒飛遠就開始往下掉。我們可以看到圖中下方有一些房子，應該都是基地的工作用房或者是生活用房。

　　后來大家在錢學森的帶領下一起分析原因：第一是射程更遠了，發動機再按原先的設計就不合理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大家一開始都沒有想到的，由于射程遠了，推進劑的量就要變大，而推進劑都是在導彈的中間裝著，為了增加推進劑就需要把導彈延長，所以“東風2號”比1號長，是一個細長體，那在空中飛行時它本身就會發生彈性顫振，也就是振動現象。導彈自身攜帶著一些傳感器，由它得知自身的運動姿態。傳感器裝置的位置恰好是振動比較劇烈的地方，因此對運動的感知是錯誤的，那反饋回來的信號就是錯誤的，根據信號來對導彈進行控制肯定就會出問題。在錢學森的帶領下，大家對發動機及解決彈性顫振帶來的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

　　除了上述的問題以外，導彈研制還有很多具體的技術環節，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投入相當大的精力。舉一個任新民的例子，當然他后來成為了很多重大任務的總指揮，不過他初期主要是負責發動機。發動機有哪些需要做的工作？比如要解決不穩定燃燒的問題。

　　18

　　大家看上圖，如果發動機在穩定燃燒，它呈現出的圖像就比較均勻，火焰燃燒的也比較充分；如果是不穩定燃燒，它的畫面就不均勻，有時候火大，有的時候可能就剩下一點兒。

　　作為發動機的研究者還必須解決什么問題呢？比如如何提高發動機的推力。通過四機并聯，讓四個發動機一同工作。在推力增加的同時，對于發動機工作精度的要求也提高了，因為如果它們之間的推力不一致，或者是點火的時間有差距，都會影響到導彈的飛行。還有就是高空點火的問題。火箭有好幾級，升到高空之后發動機要點火，那么在空氣密度、壓力都是地面的萬分之幾的情況下，怎樣確保高空點火成功？這都是任新民需要帶領研制人員解決的問題。

　　黃緯祿院士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和制導，后來我們國家的潛射導彈（從潛艇里發射的導彈）也是他作為總設計師主導的。當時在控制和指導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甩掉大尾巴”。蘇聯給我們的那顆導彈打出去以后，想要控制導彈的方向，必須在后方留出很大的空間布置一個橫向糾偏陣列，這顯然是不利于實戰的。所以黃緯祿帶領大家做了研究，甩掉了這個陣列。剛才我們說的四機并聯、多級火箭和多級導彈，這些問題也會不斷給控制工作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

　　屠守鍔是總體室的主任，在研制初期主要負責抓總體。總體指一些什么樣的工作呢？比方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國家的一些電子產品研制質量不過關，用于航天產品往往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做總體工作就需要跟相關工廠簽署協議，制定工作流程。后來我們把這些工廠為航天提供的元器件稱為“七專”電子產品，就是專批、專料、專機、專人、專檢、專篩、專卡，以確保質量。

　　還有就是壓縮元器件。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說在設計洲際導彈的時候，一開始需要388種元器件，但考慮到元器件種類越多越不利于質量控制，屠守鍔就帶領大家把388種壓縮到200種。

　　對于新技術產生的新材料，在研制完成了之后要經過考察，能不能真正的上型號，都需要由總體部門去把關。導彈也好，火箭也好，其需用材料的突出特點有三個：耐高溫（像發動機及噴嘴要承受好幾千度的高溫）、高強度、質量輕。這些對材料研制提出了很嚴苛的要求。

　　在“兩彈一星”元勛中，姚桐斌就是做材料研制的。

　　19

　　姚桐斌從英國留學回來之后就到了國防部五院的材料研究室。他在自傳中提到過自己的一點科研體會：我們中國配合航天產品做材料跟蘇聯的材料部門是不一樣的。蘇聯的材料部門可以根據航天產品的要求直接向有關廠家定制相關材料，但是在中國，很多材料我們還沒有，所以國防部五院的材料室還要承擔起一些研究的任務。

　　除了國防部五院牽頭，當時包括學院冶金部等很多部委的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也都參與了材料的研制工作。

　　下圖是1980年5月18日我們國家發射洲際導彈的一個示意圖。

　　20

　　這枚導彈發射時咱們公布說是運載火箭，從祖國西北大漠深處發射，跨越萬里飛向太平洋。美國合眾社為此播發了一篇專稿，題目是《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其中還說了這樣一段話：“主持研制中國洲際導彈的智囊人物是這樣一個人，許多年以前他曾經是美國陸軍上校，美國政府由于害怕他回歸中國，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錢學森。”這個名字的背后有著一段任何科幻小說或偵探小說的作者都無法想象出來的不同尋常的經歷。

　　我們再看一個關于王希季的故事，叫戈壁灘中的守候。

　　我們國家的第一顆衛星是在1970年4月24日發射成功的，實際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王希季就開始了返回式衛星著陸回收系統研制的工作。

　　21

　　那個時候我們雖然還不能發射衛星，但可以把火箭打得很高，等火箭落下來之后再去回收火箭帶上去的儀器設備，看是不是仍能正常讀取其中的一些測試數據和結果，這些都需要試驗。現在我們經常能在電視里看到返回艙回來了，降落傘一打開返回艙馬上減速等過程，但在那個時候，這些都屬于探索階段。那時候的試驗經常是降落傘剛一打開很快就被撕裂，返回艙重重地摔在地上。

　　1969年夏天，我們在西北做了兩次試驗，其中一次火箭發射出去之后落在了巴丹吉林沙漠，離發射火箭的地方非常遠，但要回收必須得靠人去取，因此試驗室就組織了一個支回收隊，王希季也在其列。夜里回收隊坐著車出發了，開到硬戈壁和軟隔壁的交界處車就不能再往里走了，所以回收隊員得徒步進入沙漠地帶搜尋。王希季是整個試驗的總負責人，不是回收隊的隊長，再加上他歲數最大，大家就安排他不要往里面走，留在汽車的停放地點。當然他也不是閑待著，他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定時打信號彈，跟回收隊保持聯系。回收隊進去之后他要打信號彈，回收隊看到他打的信號彈也會回。

　　早晨七點回收隊進入沙漠，隨著時間的推移，王希季一顆信號彈一顆信號彈地打，快到傍晚的時候，王希季打信號彈就看不見回收隊的回應了，但王希季依然按照事先的約定每隔一段時間就打一顆信號彈。他看不見回收隊的回復心里非常焦慮，他不知道大家究竟怎么樣了，他一個人就在茫茫戈壁灘度過了難熬的漫漫長夜。拂曉的時候，他的一顆信號彈終于得到了遠處的回應。據王希季自述，他當時喜出望外，又接著打了兩發，那邊砰砰又回復了，他這才放下心來。沒過多久他就看到回收隊員抬著、背著回收的東西向他這邊走來。回收隊的隊長叫林華寶，他后來成為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林華寶回來以后跟王希季講，早晨七點他們進入沙漠，一直到下午五點才找到箭體和箭頭。找到之后也不能馬上就往回搬，先要做一些相應的拆分分解工作，因為連降落傘也得帶回來，所以一直整理到晚上八點才開始往回返。當他們走到凌晨一點的時候，大家已經精疲力盡，腳上都磨出泡了，身上帶的干糧和水也都耗盡了，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看到王希季的信號彈，于是就憑著對方向的判斷，一邊互相鼓勵一邊前進，說爬也得爬出沙漠。這個例子就說明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為了完成“兩彈一星”事業，他們真的付出了很多。

　　現在我們看電視轉播火箭發射或者衛星發射等幾乎都是成功的，但在研制“兩彈一星”初期，有很多次是不成功的，我們來看一下成功背后的失敗的教訓。比如前面提過的返回式遙感衛星。1974年，孫家棟作為總負責主持返回式遙感衛星發射試驗，當時火箭帶著衛星剛打出去，跟“東風2號”情況一樣，大家都還看得見就開始往下掉，緊接著指揮部命令衛星自毀，所以它在半空中就爆炸了。據孫家棟回憶，當時半邊天都是紅的，很多人因此痛哭流涕。后來經過一年的努力，改進設計之后再次發射，衛星終于上了天，進入地球軌道，發射成功了。但在環繞地球的過程中，通過地面遙測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新問題，那就是衛星上的氣源壓力曲線快速下降。衛星攜帶存著高壓氣體的氣瓶是為了行使某些功能，“氣源壓力曲線快速下降”說明氣體跑得很快。按照原先的設計，遙感衛星要在天上轉三天之后再返回，那么現在出現了問題還要不要環繞3天？當時錢學森作為國防科委的領導在現場指揮，另有陳芳允、楊嘉墀等人負責遙測、遙控方面的工作。經過討論，大家共同決定一天后提前回收。結果就在一天后，陳芳允他們決定對衛星發送指令變軌回收的時候，他們又意外地得知，雖然又經過了很長時間，但氣源壓力并沒有繼續往下掉。于是他們又商量，認為可能是氣溫等各方面的變化讓傳感系統出了問題，而高壓氣瓶是完好的。于是他們又建議按原定計劃執行相應任務，這才有了1975年11月29日，我國第一顆返回式遙感探測衛星完成任務后成功返回地面的情景。

　　下圖是當時的一張照片。

　　22

　　在孫家棟的自傳中還說了一段趣事。上圖中圓圓滾滾，好像一口側倒的大鐘的東西是返回艙。由于設計人員是第一次設計，所以忽略了一個環節，就是返回艙掉到地面上之后要回收，要把它拉拽出來，運回北京等等。而這個返回艙上沒有設計掛鉤，大家看了之后都說無從下手，沒法往外拉。據孫家棟說，在山坡上看熱鬧的一位老大爺給出了個主意，就用搬石頭的辦法。按照老大爺的指示，這才順利地把返回艙拽了出來。

　　再說試驗通信衛星。

　　1984年1月我們發射了一顆試驗通信衛星，說的是“騰空而起，飛向太空”，用的詞匯都很美好，可惜的是沒有成功，這個不成功不像剛才的返回式衛星發生了爆炸。我們都知道通信衛星需要與地球同步，所以它的軌道一定要達到3.6萬公里的高度，而且還要在赤道平面的正上方。這次失敗其實是衛星打上去之后，第三級發動機點火時間只持續了幾秒鐘就熄火了，沒能把衛星送到預定的3.6萬公里的高空，所以它相當于是一顆衛星，不能稱為試驗通信衛星。

　　作為試驗通信衛星總負責人的任新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其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他是總負責人，失敗了肯定要承擔責任；第二個是問題恰恰出現在發動機上，而任新民是發動機方面的專家。特別是試驗通信衛星三級發動機在方案論證階段，本來是要采用普通發動機的，也就是比較成熟的發動機，但發動機技術在不斷更新換代，任新民力主使用液氫液氧發動機，使用之后這個新式的發動機沒給上勁。

　　試驗通信衛星發射是有窗口期的，1984年1月是一個窗口，4月還有一個窗口，所以當時大家討論的焦點就是能不能趕在四月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后再次發射。對于這一點，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當時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就說：“各種意見我都聽過了，我最后就想聽任新民的意見，能不能發。”于是任新民就從發射基地趕回北京，向張愛萍報告，最后立下軍令狀，說確保在四月份再次發射，緊接著就又返回了基地。在這個過程中，任新民幾過家門而不入，對于航天人來說，這樣的事情非常頻繁。1984年4月8日再次發射的時候，我們成功了，但是與之前的遙感衛星一樣，又發現了新的問題。地面遙測發現星上電池溫度超過設計上限，外殼部分儀器溫度偏高。一個衛星項目有一個總負責人，同時每個分部也要有專人負責，比如運載火箭、遙控遙測，包括星上的有效載荷，都需要特定的人負責，當時這個溫度的問題就由孫家棟負責。在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后，孫家棟回顧這件事曾戲稱“衛星發燒了”，當然這都是后話。當時具體是怎么解決的呢？聽起來也很簡單。第一是把星上所有的功耗儀器打開，盡量地耗電，不要讓它過熱。第二是調整衛星的姿態。星上的太陽能帆板可接受太陽能轉變為電能，調整姿態可以令衛星少接收一些能量。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問題，作為一顆通信衛星，它對地球的方位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說有幾個方位的通信效果是最好的。第二項措施看起來簡單，操作起來卻很困難，試設想對3.6萬公里高空的衛星采取各種措施，然后再檢測調整的結果如何，勢必要費一番周折。所以4月8日衛星雖然成功打上去了，但直到4月16日才最終確認發射成功，成功背后總有不為人知的艱辛。

　　在我國科技實力和工業基礎相對落后的條件下，廣大科技工作者發揚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拼搏精神，大力協同、聯合攻關，譜寫了中華民族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壯麗凱歌。相信讀過《“兩彈一星”元勛傳》，我們一定會對這段話有更加清醒、深刻的認識。

　　四、功勛背后，論“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

　　講奉獻、有擔當。

　　前面我們提到過，1958年，鄧稼先從中國科學院調到核武器研究所，投身核武器研制。下面這張照片是他接受原子彈研制任務之后拍攝的一張全家福，包括他的夫人許鹿希，兩個孩子鄧志平和鄧志典。

　　23

　　據鄧稼先的妻子許鹿希回憶，鄧稼先投身“兩彈一星”研制前后就像變了一個人。在投身原子彈研制之前，鄧稼先在家里會跟許鹿希開玩笑，吹噓自己的英文是如何如何好。他跟許鹿希說：“你就考我，什么都難不倒。”許鹿希說了斑馬、河馬，果然都難不倒，“麻醉”也難不住他。因為許鹿希是學醫的，后來她就說了一個專業名詞“視網膜”，鄧稼先答不出來了，哈哈大笑，向妻子表示認輸。投身原子彈研制之后，鄧稼先常常走神，晚上回到家里也是沉默寡言。有時在家里談起有趣的事，他才又恢復了以往的爽朗，開懷大笑，但有好幾次笑聲突然中斷，工作中的問題又把放松的心情擠到了一邊。

　　許鹿希還回憶，鄧稼先原來工作忙的時候，晚上回家放松心情，總愛聽貝多芬的《第六田園交響曲》，自從投身原子彈研制之后他就變了，改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即《命運交響曲》），鄧稼先要從音樂中找到迎接挑戰、戰勝困難的勇氣。

　　還有一件事，鄧稼先做核武器研制有相當長的時間要到西北的核試驗生產廠基地去。有一天晚上，鄧稼先已經上床睡覺了，這時候有電話從核材料工廠打來，說出了一個問題需要馬上解決，他二話不說就上了汽車，直奔工廠。當時當地已經連續下了幾天的暴雨，車開到一條河前面，河水把橋整個沒了過去，再加上這個地方是事故多發地段，司機就情不自禁地把車停了下來。這時鄧稼先在后座上使勁晃著司機的肩膀說：“沖！往前沖！”到了關鍵時刻大家都置生死于不顧。

　　24

　　上面這張照片是朱光亞和程開甲晚年的一張合影，他們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經歷。為了避免核污染，國際上不允許在大氣環境中做核試驗，所以我們改為了做地下核試驗。那么在第一次做完地下核試驗之后，就是由朱光亞和程開甲兩個人穿著防護服，沿著事先挖好的一條狹窄的通道，走了幾百米到核爆爆心去考察的。因為我們要掌握核爆之后的第一手現象學資料，就是要看在地底下爆炸成什么樣。核爆之后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空間，溫度非常高，有很強的核輻射，盡管穿著防護服，也不能保證完全不會受到傷害，何況整個過程實際上還面臨著塌方的危險，由此可見我們的科學家在研制過程中都有著一種獻身精神。

　　朱光亞和程開甲還各有一段故事，稱得上“膽大心細”這個詞。

　　1971年，朱光亞作為技術總負責人，指揮我們國家一次飛機投擲氫彈試驗，本來飛機到了預定地點應該投放氫彈了，結果氫彈紋絲不動，就是不出去。朱光亞告訴飛行員要沉著冷靜，再試一次。這名飛行員也很有經驗，還嘗試采取了飛機飛行時的一些特殊動作，試圖把氫彈甩出去，但試了兩次、三次之后都沒有成功。這時候地面指揮所的氣氛凝重了，氫彈的保險已經打開，如果隨機返回，氫彈會不會因為振動或摩擦靜電等原因發生爆炸？這是必須要考慮的。有人建議讓飛行員提前跳傘，讓飛機帶著氫彈扎進羅布泊。后來朱光亞憑借自身的技術和學識，以及對整個工程情況的判斷，令飛行員帶彈返回，他向中央專委報告后，得到了周總理他們的批準。當然為了以防萬一，對基地其他的無關人員都提前進行了疏散，而朱光亞和機場的工作人員就堅守在那里，等待飛行員駕機帶彈返回。

　　再說表現程開甲心細的例子。

　　前面我們提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三尊大菩薩”調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長，其實在他們到來之前，朱光亞早就已經是副所長了，程開甲同樣也是那個所的副所長。1961年底，內爆法基本成功，原子彈的爆炸試驗被提到議事日程，我們國家決定成立核武器試驗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為了確保核試驗成功的前期準備工作。因為做試驗不是爆一下就完了，究竟怎么試驗要經過論證。程開甲論證之后認為空投沒有把握，所以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在一百多米的鐵架上安靜地放在那里做得試驗。之所以說他心細是因為一個非常小的問題，當時采用的是有線傳輸的方式獲取信號，這就需要在試驗基地挖很多電纜溝。程開甲說如果為了避免沖擊波把電纜切斷，電纜溝當中都要鋪滿細沙，后來檢查的時候他發現沒有鋪，就要求必須要鋪上。后來在他的反復要求下，運了上百輛卡車的沙子來鋪電纜溝。

　　嚴要求，樹學風。

　　黃緯祿說：“對每個疑點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不能把疑點帶上天。”錢學森說：“叫把故障消滅在地面。”

　　一次運載火箭測試，一個繼電器出了一次該吸合不吸合的現象，后來反復測試了幾十次，這種現象又不出現了。當時有些人下定論說這是一個偶然的情況，既然試了這門多次都沒問題，是不是就不必再找原因了。黃緯祿說：“不可以，既然出現了一次，就一定要把原因找到。”后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大家發現問題在于繼電器銜接的地方吸著一個非常小的鐵屑，如果這個小鐵屑倒下去就不影響吸合，一立起來吸合就會失敗。搞清楚之后黃緯祿就告誡大家說：“不要看這個小東西很小，上天之后一旦它立起來了，我們的這次任務就失敗了。”

　　還有一次，電子設備裝配過程中發現了一只經測試篩選合格的三極管有一只管腿折斷了，大家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因為是在正常操作下發生的折斷。黃緯祿來了之后先用放大鏡仔細地觀察斷口，后又安排有關人員拿去做化驗、測試。化驗的結果是發現在管腿上存有微量的酸。實際在三極管的生產過程中確實存在一個酸洗去污垢的環節，但是在這個環節之后還有一個水洗去酸的環節，把酸都清洗干凈之后再鍍金。顯然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是“水洗除酸”環節做得不夠徹底，這才殘留有微酸，微酸對管腿的腐蝕導致了它的強度降低。黃緯祿當即提出兩項要求：第一是跟三極管的生產廠家說明情況，請他們務必完善生產工藝，加強水洗除酸的環節；第二是不再使用這一批次的三極管，已經裝上去的也要全部撤掉。這就是航天人所具有的一種精神。

　　最后我們再說一下王大珩。

　　開篇我們講了他唱卡拉OK的一段趣事，事實上他在“兩彈一星”工程中的工作主要是做各種儀器的測試。比方說導彈打上去了要有自動跟蹤儀器，原子彈的爆炸需要高速攝影機拍攝，火球的亮度代表了爆炸的能量，也需要測試。這些測試用的儀器設備主要是由王大珩和楊嘉墀兩位“兩彈一星”元勛完成。

　　這里要講到王大珩的兩個學生，一個叫姜會林，一個叫趙文興，這兩個人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王大珩招的學生。

　　先看姜會林。2014年，姜會林獲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應該稱得上是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了。當年，姜會林在王大珩的指導下做博士論文，交上去之后王大珩寫了六頁的修改意見，其中特別提到光學公差一章中引用的一個論點在理論上有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論證。姜會林跟老師討論的時候就拿來了一些國外同行的文章，說這個做法我們學界目前都這么用。王大珩聽了之后說：“不要看很多美國人在理論上都這樣說就人云亦云，大家都圖省事，把現成的拿來引用，結果造成一錯百錯的情況，科學容不得絲毫的錯誤。”導師指出這個地方有問題，作為學生必須弄清楚，因此姜會林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又研究了半年，后來發現確實存在問題。后來美國光學學會組織評選了光學領域一百年來公差方面最有建樹的六十篇文章，就把姜會林的這項工作收錄進去了。

　　趙文興也是在王大珩的指導下做研究。王大珩在英國留學期間腦子里就有一個問題，一直揮之不去，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都沒能解決，于是他就安排趙文興做相關的研究。趙文興寫論文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老師王大珩放在了第一作者的位置。王大珩在審的時候把自己的名字拉到了后面，趙文興重抄論文時又把他挪到前面來了。后來王大珩就把趙文興找，說：“工作試驗是你做的，文章是你寫的，你就做第一作者，不許再改。”

　　這樣的故事我們或許聽過很多，但王大珩并不是簡單地把論文署名看做是一種榮耀，能推就推。有一次恰恰是由于趙文興在寫論文的時候沒有署王大珩的名字，王老發火了，把趙文興訓了一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一次其實是王老的一個觀點，趙文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寫論文的時候他們都知道這個觀點目前在學界內存在爭論，趙文興就怕文章發表出來之后，如果王老的名字在里面，會影響他的聲譽，害他被卷入到一起學術爭論中。所以在跟副導師商量之后，他沒有寫王老的名字。后來王大珩才知道趙文興是因為這個原因沒寫他的名字，又向趙文興誠懇地道歉。

　　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在學術界，學術論文的署名是榮譽與責任同在的。“兩彈一星”元勛在創造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時，也在科研作風方面樹立了光輝的典范，我們應將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繼承好、發揚好，更好地肩負起科教興國的歷史重任。

　　對23位元勛不太熟悉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一會兒說王大珩，一會兒說王淦昌，一會兒又說任新民，聽著很混亂，最后誰也沒記住。其實大家不見得需要通過一個報告就記住他們所有的人，更多的可以把他們看作一個集體，我講的是他們當中每一個人的故事，你往往能夠從另外一位科學家身上找到相同的或類似的故事。

　　在1999年頒獎大會上，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說：“偉大的事業產生偉大的精神，在為‘兩彈一星’事業進行的奮斗中，廣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發揚了一種崇高的精神，這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常說，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因此，新時期的科技工作者必須繼承和弘揚“兩彈一星”精神，聚焦新時期國家重大需求，攻堅克難，勇于攀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業中做出無愧于歷史和人民的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