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紀宏：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提高黨依法治國、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深刻闡釋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并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等13個方面的制度作出戰略部署。今天，我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這個主題全面解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

　　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總要求和總任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這是一個遞進關系，也就是說我們黨要提高自身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能力，必須要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提出的總要求和作出的總部署，核心在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概念。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更多強調的是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到二零一零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要求是歷史的必然。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重點在有法可依。

　　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選舉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訴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其中有三部組織法和一部選舉法，對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法院、檢察院的組織和職能、全國和地方人大的選舉程序作了法律規定。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現行憲法，隨后我們開展了各項立法工作。1986年，通過了民法通則，隨后又制定了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等各項法律。1996年合并了這些法律，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7年對1979年刑法作出修訂。我們制定了很多法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有法可依。但是，法律本身也要協調，不能法出多門。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到二零一零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莊嚴宣布“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的“十六字方針”把法治建設的工作重點從立法轉向法律實施。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很多方面，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雖只是一字之差，但內涵更加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指靜態意義上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的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法律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五個子體系。全面依法治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我們只有通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有機串聯起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意味著要更加重視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通過加強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有序開展。從實踐中來看，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實際上它重點強調的是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有法可依，或者是有一個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法律付諸行動，也就是說關鍵在于法律實施。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框架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4方面舉措，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調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提出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等，有利于更好處理權力行使和權利保障的關系，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

　　二、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一）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

　　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1997年9月12日，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以黨的正式文件形式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使之成為一項憲法原則。至此，依法治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

　　2002年3月，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第一次提出“依憲治國”概念，并首次將“依憲治國”與“依法治國”聯系起來，明確肯定“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這一規定是正式的法律文件首次對“依憲治國”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確認”。

　　2004年9月15日，胡錦濤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大成立50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命題新任務，確認了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強調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確提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針；提出到2020年法治建設五大階段性目標任務，即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明確提出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重申“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作用，圍繞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要求新任務，制定了更加完備的政策和行動綱領，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實踐的健全和完善。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彰顯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一項社會系統工程的特征，注重法治建設的宏觀指導性、政策統籌性以及制度有效性。

　　2014年9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黨的文件形式首次明確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依法執政與依憲執政之間的辯證關系，規定“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二）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

　　早在1954年憲法制定時，違反憲法的問題就引起了制憲者的高度關注。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指出：“我國憲法的頒布，是全國各族人民長期共同奮斗獲得了偉大勝利的一個成果，但是這并不是說，憲法頒布以后，憲法所規定的任何條文就都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起來。不是的。憲法一方面總結了我們過去的奮斗，另一方面給了我們目前的奮斗以根本的法律基礎，它在我們國家生活的最重要的問題上，規定了什么樣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須執行的，又規定了什么樣的事是非法的，必須禁止的。在憲法頒布以后，違反憲法規定的現象并不會自行消滅，但是憲法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使我們能夠有效地為消滅這些現象而斗爭。”

　　1982年憲法在制定過程中認真總結了前三部憲法在實施方面存在的經驗和教訓，對憲法實施的重要性高度予以重視。1982年11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彭真委員長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特別強調憲法實施對宣傳憲法、維護憲法權威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制定了新憲法，中國共產黨也將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一道，共同維護憲法尊嚴和保證憲法實施。憲法通過以后，要采取各種形式廣泛地進行宣傳，做到家喻戶曉。十億人民養成人人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觀念和習慣，同違反和破壞憲法的行為進行斗爭，這是一個偉大的力量。體現了人民意志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的新憲法，又由全體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來保證它的實施，就一定能夠在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勝利發展中發揮偉大的作用。”

　　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我們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工作，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重申現行憲法關于保障憲法實施的職責規定。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進一步重申要在“憲法實施”上下功夫，他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法治權威能不能樹立起來，首先要看憲法有沒有權威。必須把宣傳和樹立憲法權威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事項抓緊抓好，切實在憲法實施和監督上下功夫。”

　　（三）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強調“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提出“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進一步指出“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違憲問題得到糾正，這也是滿足憲法全面實施的要求。

　　（四）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

　　備案審查制度是維護憲法權威最重要的制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強調“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三、完善立法體制機制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黨委領導、人大主導、政府依托、各方參與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廢釋并舉，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重要領域立法，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以良法保障善治。”

　　（一）科學立法

　　2006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定：“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規定明確地將科學立法作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一個價值判斷標準。

　　（二）民主立法

　　制定1982年憲法時，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憲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之后，公布法律草案征求社會公眾意見的做法逐步成為一種制度化安排，并最早在1989年通過的全國人大議事規則中作出規定。2008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凡是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原則上都在中國人大網上公布，重要法律草案還要在全國新聞媒體上公布。

　　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立法調研、座談、論證等工作，探索建立立法評估機制。2010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部署開展立法后評估工作。2013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從通過的第一部法律開始，建立并實施法律案通過前評估制度，逐步擴大公民對立法的有序參與。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來，初次審議和繼續審議的法律草案都及時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迄今公布法律草案80余件次。

　　（三）依法立法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將“依法立法”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相并列。

　　（四）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莊嚴宣布“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五）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

　　2019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加強涉外法治專業人才培養，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強化企業合規意識，保障和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進一步強化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的合規意識。

　　四、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法力度。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完善審判制度、檢察制度，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完善律師制度，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高效權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一）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即《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以下簡稱“五五改革綱要”）。同時發布《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8）》白皮書，系統介紹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進展與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介紹，“五五改革綱要”提出的65項改革舉措構建十大體系，涉及人民法院工作機制、訴訟程序、隊伍建設、科技創新等各個層面，是未來五年指導人民法院改革規劃和實施推進的綱領性文件，也是人民法院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重要依據和關鍵抓手。

　　（二）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關于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推動司法責任制全面落實，2018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意見》全文分為4個部分，共23條，對新型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審判監督管理機制和懲戒制度、司法責任制配套改革舉措等方面作出規定。

　　《意見》指出：“牢牢把握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應當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嚴格遵照法律規定、遵循司法規律，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堅持‘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要著力破解司法責任制改革中存在的職能分工不明、審判責任不實、監督管理不力、裁判尺度不一、保障激勵不足、配套機制不完善等突出問題，健全完善權責明晰、權責統一、監管有力、運轉有序的審判權力運行體系，不斷提升司法責任制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確保改革落到實處、見到實效。”

　　五、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保證行政權、監察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依法正確行使，保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堅決排除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干預。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加大對嚴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嚴格刑事責任追究。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夯實依法治國群眾基礎。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領導干部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

　　（一）堅決排除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干預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01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規定》第二條明確指出：“各級領導干部應當帶頭遵守憲法法律，維護司法權威，支持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任何領導干部都不得要求司法機關違反法定職責或法定程序處理案件，都不得要求司法機關做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

　　（二）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一項重大改革部署，也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黨中央對公益訴訟檢察工作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專門對建立這一制度作了說明，突出強調“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于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也有利于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檢察官聯合會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深刻指出：“檢察官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負著重要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公益訴訟檢察立法保障，2015年7月作出決定，授權在13個省區市開展為期兩年的試點；2016年11月審議試點工作中期報告；2017年6月修改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正式建立這一制度；2018年10月、2019年4月又將公益訴訟檢察職權寫進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力監督下，公益訴訟檢察制度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推開、健康發展，形成了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受到廣泛關注。

　　2019年3月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經歷了頂層設計、法律授權、試點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進五個階段，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改革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典型樣本，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司法保護道路。這是2017年6月27日正式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后“兩高”共同出臺的首個司法解釋。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國土資源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協作推進行政公益訴訟促進法治國土建設的意見》，雙方就完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通過訴前和訴訟程序促進法治國土建設，達成多項共識。

　　（三）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是其中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加快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這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切實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一步健全立法、執法、司法體系制度建設，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提高黨員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為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