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明：《說文解字》與中國文化

　　在中國的文化里面漢字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也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了漢字，所以鑄造了這么一個統(tǒng)一的共同體。

　　任何傳統(tǒng)文化，要發(fā)揮其生命力都要在當代擔負起它的使命和作用，因此所有的傳統(tǒng)應該都是活著的，都是能夠解決現(xiàn)存的或當代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來談論《說文解字》，或者要學習《說文解字》，也是由一些當代的問題所引發(fā)出來的。我們中國當代所面臨的，尤其是中國文化在當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現(xiàn)在從官方到民間都有一個共識，是關于中國文化信仰的重建問題。接下去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文化信仰怎么去重建？實際上現(xiàn)在也慢慢達成一個共識，就是重新回歸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以此來重建中國的文化信仰。那么我們如何回歸傳統(tǒng)文化？一是我們要重建我們的經典之學，我們要重回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經典。中國文化里面最主要的一個傳統(tǒng)就是以經典出發(fā)來重建我們的中國文化。另外一個途徑是恢復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我們的小傳統(tǒng)，大傳統(tǒng)慢慢滲透到民間，滲透到各個領域里面的小傳統(tǒng)，通過這兩個途徑我們可以慢慢地恢復和重建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

　　我們重建我們經典之學，如何重建我們的經典之學，我們從官方到民間，從學校到圖書館，從文化館到美術館，其實都在進行這樣一些事業(yè)的倡導，但是怎么進行呢？其實還是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探索。清代的著名的學者戴震在他的《戴東原集與是仲明論學書》里面有這么一句話，他說：經（就是經典）之至者道也，就是經典是承載著什么東西呢？承載著道的。所以明道者詞也，那么道是用什么東西來記錄的呢？是用一些詞語來記錄的。這些詞語是用什么東西來組成的呢？成詞者字也。反過來說，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中間的這個載體就是經典。

　　我們近代以來著名的國學大師馬一浮在《泰和宜山會語》里面有幾個著名的論斷，他說：國學者六藝之學也，他說國學的核心就是我們古代的六本經典，六藝即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樂失傳了，但是它保留在禮里面，實際上六藝是保留在五經里面，總的來說他還是用六經或者六藝這個名稱來代表中國古代的經典文化。馬一浮先生接下去還有幾個論斷，他這說六本經典所組成的文化可以該攝一切學術，它可以統(tǒng)攝中國所有的文化。這些經典的文化組成起來不是一個死的知識，或者是死的文字，它最后要統(tǒng)攝于一心。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所有學習經典最終的目的是要以文化信仰的建立為旨歸。最后他又以世界上的視野提出了一句話，叫做論西來學術亦統(tǒng)于六藝。馬一浮所處的時代已經是二十世紀早期到中期了。他認為我們的中國文化所包含的六藝里面是可以會通世界聞名的，并不是局限于中國一地，并不是狹隘的民粹主義。所以馬一浮提出了這么四種論斷，基本上指明了我們現(xiàn)在傳統(tǒng)文化怎么恢復、國學怎么恢復，它的核心實際上就是恢復經典之學，直入經典。

　　從以上兩位古今學者的論述里面來看，可以歸納出兩點，中國文化是古亦有之的，或者傳承有秩的，將近四千多年的一種傳承方式大概有兩大傳統(tǒng)，一種是書寫，一種是讀誦。我們現(xiàn)在可以把它歸納為書寫與讀經，它是中國文明提供給世界文明的一種瑰寶。那什么叫書寫？就是寫字，最近在山東省博物館舉辦了書與族譜這樣一個展覽，將中國四千年前到兩千年前的書寫文化全面展示出來，在紙張發(fā)明之前中國至少還有兩千到三千年前的書寫文化、記錄文化。而且我們現(xiàn)在所傳承的六經，在當時恰恰就是用這樣一種工具，用毛筆、竹木簡和竹帛記錄下來的。另外一個是讀誦的傳統(tǒng)，我們知道，在我們中國古代早期的教育和讀書是誦讀的，不是朗讀，也不是默讀，是要吟誦的，這個傳統(tǒng)在我們現(xiàn)在也慢慢地失去了。書寫傳統(tǒng)我們現(xiàn)在也慢慢地失落了，毛筆很少使用了，平時被現(xiàn)代的工具所取代了。但這兩個傳統(tǒng)恰恰是中國文明傳承的兩大瑰寶，我們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文化的恢復恰恰是要重新恢復、重新理解這兩大傳統(tǒng)。

　　要重建這兩大傳統(tǒng)其中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我們要恢復《說文解字》，以及文字學在中國文化傳承和教育當中的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古代的教育和文化傳承它是以文字為中心的，每一個剛剛啟蒙的兒童，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中國漢字，而不是讀音。古代的文化傳承和教育是以漢字為中心的，是以漢字的圖像為中心。那我們要重建這個書寫和讀經這兩大傳統(tǒng)，那必然要恢復《說文解字》。

　　以上是我們講《說文解字》前面的引子，因為任何一個傳統(tǒng)文化要在當代恢復，它必然要能解決當代的問題，如果它不能解決問題，它就是一個死的傳統(tǒng)，它能解決問題他就是有生命力的傳統(tǒng)，前面我們講它必然能解決我們當代文化傳承的一些問題。接下去我們就可以進入到《說文解字》文本本身，以及它的作者。

　　《說文解字》的作者是東漢的許慎，是公元之后的，一世紀到二世紀左右，精確的生卒年現(xiàn)在還沒有明確的論斷，河南人，說明文字學的傳統(tǒng)也是中原文化的一個結晶。

　　歷史上許慎的記載并不多，他的人生經歷并不復雜，很簡潔，主要是三個方面，跟傳統(tǒng)的仕人人生經歷非常相似，讀書以后努力地進入仕途，發(fā)揮影響，最后從事文化事業(yè)，開始是在一個地方上做小官，后來因為品德高尚，被舉孝廉，又到比較重要的崗位上承擔一些職責。他最關鍵的一點是跟賈逵學習，賈逵是東漢時期學術的一個中心人物，是東漢時期或者是許慎生活時期學術界的權威，他跟從這個學術界的權威學習古文字和古文精選，后來許慎也成為東漢學術界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后來有評論說許慎五經無雙許叔重，說許慎學問很好，舉世無匹，是當時學問最高的一個人，是賈逵之后學問最好的一位。他的人生經歷其實很簡單，沒有當什么太大的官，主要的功績都放在了文化事業(yè)上。在文化事業(yè)上他最后留下來的主要是《說文解字》，當然同時他還撰寫了像《五經異義》《孝經古文說》《淮南子注》等，關于經典的一些注釋。其他書現(xiàn)在都已經不見了，雖然也有清代人的集譯，但是都不完整了，只有《說文解字》一直傳承有序，一直流傳至今。

　　那《說文解字》是什么樣一本書呢？它的內容到底是怎么樣的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先了解一下。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最早的《說文解字》是日本藏的殘本，這個殘本是敦煌出土的，上面是一排小篆，這個小篆是每個筆畫是頭重尾巴細，唐代人叫做懸針篆，就像我們的縫衣針一樣。懸針篆這是現(xiàn)在所看到的《說文解字》最早的抄本，在清代的時候就已經出土了后來流傳到日本去。清代時有一個金石學家把它翻刻到他的著作里面。還有一個，日本藏的另一個殘卷也是懸針篆的，也是敦煌出土的殘卷。

　　我們現(xiàn)在見到的標準版本，最早的是收藏在國家圖書館的宋刻本，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這個版本應該也是被收入到中華再造善本。而我們現(xiàn)在流傳的版本，或者說我們現(xiàn)在普遍流通的通行本是哪里來的呢？是晚清著名學者孫星衍在重刊宋本以后所形成的。時間在清嘉慶14年，1809年，已經進入十九世紀了。然后在這個本子上清代的另外一個學者，叫做陳昌治，將這個版本略做修改，形成了我們現(xiàn)在通行的本子，就是中華書局所出的《說文解字》，以及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注音版《說文解字》，這兩種版本是我們現(xiàn)在學習最普遍的一個版本。

　　《說文解字》作為一本中國最早的字典，我們現(xiàn)在直接學習的比較少，但是說起字典我們肯定都很熟悉，因為我們從小學習都離不開《新華字典》，民國時候也有類似的小學生字典。《說文解字》恰恰就是《新華字典》最早的鼻祖，而且我們現(xiàn)在的《新華字典》也是完全傳承《說文解字》的體例。《說文解字》當時收字多少呢？9353個字。這里所說的還有一個重文1163個字，重文就是異體字。他按照什么體例來編呢？是按照部首來編的，我們現(xiàn)在的《新華字典》也是按照部首，當然同時也加上了后來的拼音檢索，但是它的來源是《說文解字》的部首分類法，《說文解字》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字用部首分類、檢索研究的體例。《說文解字》的字頭用的是小篆，同時它除了收小篆以外還收入了兩種文字，叫古文和籀文。古文和籀文都是戰(zhàn)國時候的文字，古文是戰(zhàn)國時候東方六國的文字，籀文是戰(zhàn)國時候秦國的文字，這兩大類型的文字在《說文解字》里面也有收入。《說文解字》另外一個體例是以音和義為輔，是以形為主的，以分析字形為主。

　　由清代陳昌治編訂的，叫做一篆一行本，一個篆書，一個字頭，下面有解釋。然后另外一個字又換了頂格，這樣就眉目非常清楚。陳昌治之前所有的《說文解字》都不是換行的，這個字解釋完以后，下一個字就直接接到這個后面去了，所以眉目不是很清楚。后來我們字典編撰都按照這種方式，每個字都換行了，頂格了，所以字典看起來非常清楚，古代的字典沒有，尤其在《說文解字》之前都不是這樣編排的。

　　《說文解字》的核心有兩個，一是關于部首，它開創(chuàng)了一個部首的體例。我們傳承的上萬個漢字從此有了歸類法，有了一個學習的方法，《說文解字》按照540個部首分類，雖然部首分類當中有一些部首有不合理之處，但有開創(chuàng)之功。

　　除了部首分類以外，《說文解字》的編撰體例和解釋體例是怎么樣的呢？比如馬字，小篆是字形，字頭下面是對這個字的解釋，他說：馬，怒也，武也，象馬頭。怒也武也是對這馬的解釋，然后是對字形的一個分析，他說這個馬像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凡馬之屬皆從馬。先有一個字形，然后分析字義，再分析字形，最后有一個標音。同時他還收入了兩個小篆之前的古文字的字形，這個字形是古文和籀文。

　　從這個字的編排體例我們大概能夠看出《說文解字》字典是怎么編排的，首先你要了解字形，通過字形來認識這個漢字，同時告訴你這個漢字是什么含義，含義解釋完以后是分析這個字形，說這個字是象形字，所以它像馬頭。如果有更早的文字，有戰(zhàn)國的文字他又把它收入在里面，所以上除了解釋這個文字的音形義之外，實際上還把這個文字的形的源流給梳理出來，而不是直接告訴你這個含義就可以了。這就是《說文解字》基本的體例。

　　《說文解字》還包含了字典之外其他的一些內容，最核心的有關于六書的理論，中國漢字非常特殊，和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字，字母文字的方法都不一樣，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字的學習方法可以替代中國漢字的學習方法，所以《說文解字》最早總結出了或者是結合前人的一些經驗最早把它理論化、體系化。它認為中國的漢字主要有六種造字和用字的方法。《說文》的序言里面也引用了《周禮》的話，《周禮》當時教貴族子弟怎么教的呢？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先教文字，文字怎么教呢？是用六種造字和用字的方法來教的，不是把所有的字混在一起教。那什么叫六書呢？《說文解字》說：一曰指事。什么叫指事呢？他說指事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上跟下就是指事字。那上是怎么組成的呢？在古文字里面上就是一橫上面加上一點，用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說明這個東西在上面，下就是一橫下面一點，這個就是指事字。這個一點是沒有任何具體含義的，這類形態(tài)叫做指事字。

　　第二是象形，我們中國文字里面有大量的象形文字，比如日、月，還有很多動物都是用象形的，比如馬牛羊虎兔等，十二生肖全部都是用象形來造字的。當然中國文字不是一個純粹的象形文字，但象形文字是基礎。

　　第三是形聲字，我們現(xiàn)在的拼音很多就是用來學習形聲字的，我們現(xiàn)在的概念有形旁和聲旁。它是由兩部分組合在一起的，這類漢字就是兩部分組合在一起，一部分表示它的含義，另一部分表示它的音，這樣中國的漢字就可以不斷地造字了，用原來的象形符號，兩個象形符號可以組合成不同的文字，生生不息。

　　第四是會意，會意叫做比類合誼，以見指為，武信是也。這個好像講得有點抽象，但是實際上也是很容易理解，就是會意字跟形聲字乍看會有點像，都有兩部分組成，像武是兩個部分，下面是止，上面是戈，但是這兩個部分不像形聲字一樣一個代表形，一個代表聲，它不帶聲符。如果帶上聲符它就是形聲字，不帶聲符它就是會意字。

　　后面還有兩類，一類叫做轉注跟假借，這個歷史上非常復雜，因為其實這個不是一個造字的方法，是在文字運用當中所產生出來的，因為中國漢字除了形很復雜以外，語音也很復雜，方言非常多，至今為止方言可能至少有兩千多種，方言之間可能不能溝通。這個語音的不同造成了最后會產生兩類，一個是形的不同，轉注主要是形的不同。“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跟老在古代是同意的，都是代表長者的意思，所以這兩個字是可以互用的。

　　再舉個例子，在古文獻里面，先秦的文獻里面像論語的論和論語的語，還有議論的議，都是可以互通的。轉注主要是同意可以轉注。

　　最后一個，六曰假借，是在古代的《說文解字》，文字學的研究里面是最復雜的，實際上它是音的問題，轉注主要是意的問題，同意之間互換，假借是同音之間互換。如果這樣說就相對會比較簡潔，比較清楚。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如令和長在古音當中是同音，所以它可以互通，可以互借。如果我們用另外一個更加直觀的例子來看，就是我們古代用嗚呼哀哉的嗚，可以借用烏鴉的烏來用，這兩個音是完全一樣的。朋友的朋是假借鳳凰的鳳，因為它們在古音里面讀音是完全一樣的。所以假借主要是依聲托字，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寫白字。古代寫白字經常用同一個白字來寫，就成了一個假借字，就成了一個有傳統(tǒng)的假借字。在先秦時候，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時分成不同的國家，語音不同，甚至有些文字的寫法也不同，比如晉國的抄本到了楚國的時候有個字不認識，但有人給他讀了一下這個字音，他就用楚國這個音的字替代了。所以在我們現(xiàn)在出土的楚國文獻里面假借字特別多，很大的原因是當時地域之間文字和語音的差異性所造成的。西周時候用六書來教，那說明這個傳統(tǒng)其實古亦有之，許慎把它完全總結出來，最后編撰成一本字典，并且將這種方式一直流傳到至今。六書是許慎對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的一種總結和傳播，是對中國文化非常大的貢獻。

　　《說文解字》還總結了前人對中國文字起源的一些論說。這個起源的論說在先秦文獻里面其實還保留不少，最完整的是《周易》里面的，它也引用了《周易》里面的一些文獻。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興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現(xiàn)象。這些看起來虛幻飄渺，但實際上在中國文化里面都是實有所指的。他最終說到，到了神農氏的時候，結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庶業(yè)其繁，飾為萌生，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義也，初造書契。他說是黃帝的史官倉頡造的字，這是我們古亦有之的傳說。當然也有人認為這至今是傳說，但是古代人是相信這個傳說的，認為文字的創(chuàng)生應該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

　　另外，《說文解字》和《周易》還把中國文字的創(chuàng)生跟《周易》聯(lián)系在一起，這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一種看法認為文字跟易八卦是不一樣的，跟圖象是兩套系統(tǒng)。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易八卦跟文字其實是同一套同源而異流，都是屬于一種符號系統(tǒng)，它們的源頭是一樣的，分化成兩種類型。《說文解字》把這個問題做了總結，認為文字是使倉頡造的，可以推溯到黃帝時期。同時呢，它跟易八卦，跟早期的文化的這些創(chuàng)生物是同源的。

　　《說文解字》還引導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兩個方面，一是誕生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當然藝術這個概念是現(xiàn)在的，但是書法是一個古亦有之的名詞。二是這樣一本字典它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它是中國學術的一個出發(fā)點，我們要恢復傳統(tǒng)文化可能要從這兩點來入手。而這兩點恰恰又回到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問題，恢復傳統(tǒng)文化核心是恢復經典之學。恢復經典之學怎么恢復？要恢復兩大傳統(tǒng)，書寫和讀誦。這個書法恰恰是書寫的傳統(tǒng)，經典的學習恰恰是讀誦的傳統(tǒng)，這兩大傳統(tǒng)都跟《說文解字》有極其深刻的關系。

　　《說文解字》是如何影響這兩個方面的？《說文解字》首先是一個以字形為中心的字典，而且是以古文字為中心的，它跟中國書法的傳統(tǒng)的關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它確定了字體與字書體演變的學說。在這之前都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的關于中國文字演變的字體的學說。《說文解字》總結了秦國統(tǒng)一以來八種字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最后又說漢興有草書。這里提到了三種書體，基本上把中國文字的流變基本做了一個梳理，從篆書到隸書、到草書，和行書、楷書都已經出現(xiàn)了，其實到東漢，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五體書都已經完全出現(xiàn)了，《說文解字》是第一次確立了字體演變和書體演變的學說。

　　另外一個重大影響是《說文解字》確立了正字的傳統(tǒng)，中國文字的統(tǒng)一不是《說文解字》開創(chuàng)的，西周時有一次文字的統(tǒng)一，到了秦始皇又有一次文字統(tǒng)一，秦統(tǒng)一以后，并沒頒布字典，只頒布了字書，這個字書有點像后來的千字文這樣的形態(tài)，所以為漢字的學習造成了很大的困難。《說文解字》的開創(chuàng)之功是他編訂了一本字典，之后歷代統(tǒng)一的王朝都要根據(jù)《說文解字》重新頒布，以《說文解字》為準來重新梳理每個時代的字典。所以《說文解字》奠定了正字的傳統(tǒng)。

　　以上是講的《說文解字》跟書法傳統(tǒng)的關系，它奠定了標準字的傳統(tǒng)。書法既是變化萬千，同時它又是立足于標準字之上的，所以《說文解字》對中國后來書法傳統(tǒng)的形成起到了一個非常核心的作用。

　　另外，《說文解字》還開創(chuàng)了一個更重要的傳統(tǒng)，就是經典之學的傳統(tǒng)。我們回顧一下這個經典之學是怎么形成的。西漢武帝的時候獨尊儒術，形成了今文經學。今文經學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它的文字的版本是以當時西漢的隸書書寫的。為什么用當時西漢隸書書寫呢？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很多儒家經典都燒毀了，到了西漢初年就失傳了。剛才我們講到了書寫與讀經，中國文化里面的經典有一部分是要背下來的，所以西漢初年就去找到這些能夠把這些書背下來的老學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伏生，他找到了一批能通篇把這些經典背下來的學者，幾十萬字，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但是他們自己已經寫不動了，所以培養(yǎng)了一批學生去記錄，由他們來背，學生來記錄，這就是很著名的伏生受經。當時西漢已經通行隸書。這個經典后來經過董仲舒的加工，以春秋里面公羊學為基礎，以文字版為基礎，結合義理的研究，形成了今文學派。他主要強調義理的闡發(fā)，就是文字的含義，而不是文字本身，不是字形本身，要把字的含義解釋出來。而且要運用到實踐當中，尤其是運用到政治當中，所以董仲舒的學說后來就成了西漢漢武帝統(tǒng)治的一個基礎，甚至成為中國后來兩千年儒學的統(tǒng)治學的一個基礎。

　　同時也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學術流派，西漢中期，有一個河間獻王，當時也去民間去搜訪，他說自己得到了一些簡牘，然后獻給景帝。更大的一批是漢武帝的時候魯恭王在重修孔子故居的時候發(fā)現(xiàn)墻里有很多竹簡，當然不一定是孔子寫的，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戰(zhàn)國時期的經典的抄本，是用戰(zhàn)國文字寫的，不是用隸書寫的。這個時候大家發(fā)現(xiàn)有另外一個版本了，甚至和隸書的抄本有些字很多字都不一樣，這個時候西漢末年的學者劉歆開始研究這個東西，他以古文字書寫的經典文本為依據(jù)來研究。到了東漢時候這個學派開始慢慢成長起來了，尤其是出現(xiàn)了賈逵這個人物以后，賈逵通過古文字的研究，把這些主要的經典又重新加以研究，把所有的經典，之前的解釋又重新加以解釋。而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許慎是拜師賈逵的，許慎比賈逵更有感觸，所以許慎站出來，要正本清源，他除了跟賈逵一起學習古文字版本的經典之外，覺得必須要編一本字典，讓更多的人能夠學習，能夠進入到古文字版本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之中。

　　《說文解字》的序里面有這樣一段話，能夠清晰的表明許慎的學術觀點，他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這段話的意思是，經典之學它有什么功能呢？不僅構筑了我們文化的基礎，也構筑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統(tǒng)治的基礎，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前人要留下他的思想，怎么辦呢？記錄下來。后人所以識古，后人要學習傳統(tǒng)，要傳承經典，要學習古人的智慧，就要去讀古人的經典。所以故曰：本立而道生。所以文字和經典是根本，是中國文化里面是根本，是須臾不能離開的。

　　以上是個人這幾年關于《說文解字》的學習的體會，還有基于《說文解字》所延伸出來的關于書寫和讀經這兩大傳統(tǒng)在我們當代文化里面如何重新煥發(fā)它的生命力，奉獻給大家作為一種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