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偉：以制度優勢提升應急效能

                        

•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應急管理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應急管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深化應急管理改革是實現應急管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在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過程中，先后整合了11個部門的13項職責，組建應急管理部。應急管理部成立后，我國應急管理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代。

   

  　　那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關于應急管理方面的表述有哪些？《決定》在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部分講了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完善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隱患排查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二是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優化國家應急管理能力體系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這部分主要是對自然災害和安全生產事故的預防和應對。此外，《決定》對其他兩類突發事件也有論述：對國家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是在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和社會治理兩個部分進行闡述的；對社會安全事件的預防和應對，也是在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和社會治理兩個方面加以闡述的。

   

  　　什么是國家治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為什么強調在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加強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是因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不是在敲鑼打鼓中可以實現的。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進程中，我們會遭遇各種突發事件和各種重大風險的挑戰，因此我們要提高突發事件應急管理能力。

   

  　　什么是現代化？現代，英文中的對應詞是modern，modern一詞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作為時間尺度的概念，二是作為價值尺度的概念。作為價值尺度的概念，是指時新的、時髦的。許多專家通過研究指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最先使用“現代”一詞，將文藝復興看作是與中世紀對立的時代。還有學者指出，“現代”一詞出現在公元5世紀，將剛剛確定地位的基督教同舊的異教的羅馬社會區別開來，意味著現在與過去的斷裂。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現代化過程是指從工業社會向現代后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

   

  　　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第一，農業社會；第二，工業社會；第三，后工業社會，也就是信息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或者叫后工業社會）的風險形態是不同的。通常來說，農業社會的風險是簡單而確定的。工業社會的風險是低度復雜、低度不確定的。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的風險是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目前，我國正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因此今天我們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是非常復雜的：既有工業社會低度復雜、低度不確定的風險，也有信息社會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的風險。這對我國應急管理體制變革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戰。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拿著工業社會的應急管理方法，去應對后工業社會的風險。在這一總體要求下，我國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法律制度安排就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

   

  　　除了現代化這一概念，西方學者還有一個概念，就是現代性。現代化描述的是一個過程，而現代性則描述的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征。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寫了一本非常著名的書——《風險社會》。信息社會的風險與工業社會的風險不同，工業社會的風險和農業社會的風險也有較大差異，每當在兩個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新舊的價值觀念、管理理念、管理模式都在發生激烈碰撞。也就是說，現代化過程往往是一個充滿混亂的時期。可以看到，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軌的過程中，在工業社會積累的一些經驗、管理模式、管理規則不再適用于后工業社會。比如，后工業社會的許多風險是不可計算、不可保險的，具有高度流動性，并且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不受外來約束。后工業社會的許多風險是人為的，通常是一種系統性風險，讓人們感受到恐懼。因此，貝克指出，如果人們在過去那個時代（工業社會）的主要感受是“我餓”，那么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人們的主要感受就是“我怕”。

   

  　　2018年，我國在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過程中組建應急管理部，應急管理部也把打大仗、打硬仗作為主要目標，核心目的就是要防范化解復雜性、系統性的重大風險。

   

  　　二、我國應急管理發展的歷程

   

  　　我國應急管理開始于什么時候？很多人認為我國應急管理開始于2003年抗擊“非典”，我認為這一說法有待于進一步商榷。

   

  　　我國有應急管理這一術語，是在20世紀80年代。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因此，國際原子能機構要求各有核國家加強對核安全工作的監管。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也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排建立了核應急預案，組建了核應急管理體系。由此可見，中國應急管理這一術語確實已經在實踐中使用了。但是當時的應急管理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應用在核領域，特指核應急管理。

   

  　　再往前追溯，我國應急管理可以追溯到災害管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中央、國務院就對災害管理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就組建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等。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這一期間我國的災害管理有一個特點，就是由專門部門進行單災種應對。實際上，這與當時社會形態比較單純、比較簡單有關系。比如，對于大規模洪水等突發事件，就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會成立中央防汛委員會等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但主要還是靠專業部門單一災種應對就可以了。

   

  　　1978年，中國揚起了改革開放的風帆，我們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不確定。在這種情況下，單一災種應對的模式已經有些無能為力，為什么？因為風險隨著人員、貨物以及信息的流動，會跨越非常清晰的政府職責邊界。往往一場突發事件、一場災害就需要多個部門協同應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組建更多的議事協調機構。

   

  　　1978年到2003年，我國成立了多個議事協調機構，每當有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還會臨時組建一些指揮部。從總體上來說，雖然這些議事協調機構和指揮部的建立增加了協調應對能力，但基本上沒有擺脫單災種應對模式。

   

  　　直到2003年我國發生“非典”疫情時，我們才開始對過去單災種應對的模式進行反思。經過反思、推敲、醞釀，我國成立了新的應急管理機構，“應急管理”一詞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盡人皆知的一個熱詞。新的應急管理機構要體現應急管理理念，對其進行總結，就是要有綜合性。綜合性的應急管理理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應急主體來看，它不僅包括政府，也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強調的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形成一種合力，共同應對突發事件及其風險；第二，從應對的對象來講，它強調的是全風險，也就是說，無論是來自自然的、人為的、技術的，還是生物風險的，都要綜合加以考量，統籌加以應對；第三，應急管理并不是指事情發生之后如何應對，而是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等各個階段，是一個完整的管理鏈條，是一個閉合的流程。

   

  　　對于這一流程，西方普遍認為它包括四個階段：減緩、準備、響應、恢復，這也為我國學者所采納。

   

  　　第一個階段是減緩，就是指對突發事件的風險進行削減。風險是由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兩方面因素，一個是致災因子，另一個是脆弱性。用公式來表達就是，風險=致災因子×脆弱性。因此，如果要進行風險減緩，就要從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是控制或削減致災因子，二是降低脆弱性。中國古代有一個成語故事，叫曲突徙薪：突是指煙囪，曲突就是讓煙囪變成彎的；徙是指遷移，薪是指柴草。這里面有一個故事，一家人宴請賓客，一位好心的鄰居看到他們家的煙囪直對著院子里的柴草堆，于是就跟他講要曲突徙薪，這樣才能防范火災，結果這家的主人沒有聽取鄰居的建議，火星竄出來后發生了火災。如果從風險減緩的理念來看，曲突和徙薪就是風險減緩的兩個重要方面。曲突，是讓煙囪變成彎的，就是要控制致災因子的作用方向，使致災因子不對柴草堆產生影響；徙薪，是把柴草堆搬走，也就是降低這個家庭的脆弱性。

   

  　　第二個階段是準備，也就是對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做好充分準備。應急準備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叫應急預案。除了應急預案之外，應急準備工作還有應急保障體系，包括應急隊伍、應急物資、應急避難場所、應急資金保障、應急法律保障、應急宣傳教育等。

   

  　　第三個階段是響應，就是我們在突發事件即將到來或者已經到來時，采取有效措施，及時對突發事件進行處置，以最大限度減少影響，這一過程叫應急響應。西方把應急管理叫做emergencymanagement，按照字面翻譯就是緊急事件管理。緊急事件管理、危機管理、災害管理，實際上這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稱謂。比如，歐洲大部分國家喜歡使用“危機管理”一詞，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習慣使用“緊急事件管理”一詞，而南亞的一些國家比較喜歡使用“災害管理”一詞。

   

  　　第四個階段是恢復。當突發事件現場的情勢基本得到控制后，就要采取有效手段，讓經濟社會恢復常態運行的狀態。2003年“非典”發生后，我們要建立的應急管理模式具有綜合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主體，二是全風險，三是全過程。2018年組建的應急管理部，主要應對的是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當中的安全生產事故。許多人說，為什么不把社會安全事件、公共衛生事件這兩大類突發事件整合進去？我認為，這次應急管理部是按照大部制理念進行改革的，大部制改革體現的一點就是應合盡合。我們想一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實際上是依托醫療衛生防疫部門開展的，如果我們把衛健委的應急辦整合到應急管理部當中，那么這個應急辦就會失去基本力量。同樣，社會安全事件應對的主責部門是政法委，特別是政法委下屬的公安部門，如果把它應對群體性事件的職能剝離到應急管理部，可能也會出現上述問題。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中外應急管理比較。

   

  　　首先，從應急管理發展脈絡來看。中國的應急管理包括安全生產、災害管理、社會安全事件應對以及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對。國外的應急管理發展脈絡跟我們不一樣。西方國家的安全生產不在應急管理范疇之內，而安全生產已經成為我國應急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這是中外應急管理非常明顯的不同。比如，美國的安全生產工作不在其應急管理部門之內。當一個企業發生突發事件，并且外溢到企業圍墻之外而產生嚴重社會影響時，應急管理部門才會予以協助或者進行干預。西方國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應急管理支脈，就是民防。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人類社會把高技術應用到戰爭領域，大規模空襲成為戰爭雙方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大家都在思考如何進行有效的城市反攻。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發出民防體系，也就是如何調動民間力量削減戰爭影響。國際民防組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責，就是防災，進行人道主義救援。

   

  　　其次，從應急體制變革來看。西方國家應急管理體制的變革都是被動的變革。美國之所以成立聯邦應急管理署，是因為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核事故的發生，這是事后人們所進行的一種補救性行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應急體制的變革，也會表現出事件驅動的明顯特征。比如，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發生后，韓國對應急管理體制也進行了變革，提出要建立控制各類突發事件，確保公共安全的控制閘。我國在突發事件發生后，會對突發事件的教訓進行深刻反思，認真總結，再推動體制變遷。可以說，突發事件是我國體制創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事件，它為我國體制創新開啟了機會之窗。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有著非常強大的理論自覺創新能力。也就是說，我們有著非常強烈的主動求變的愿望。比如，2018年我國成立應急管理部，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一系列安全形勢變化之后，對突發事件及其風險積極應對而做出的重要選擇。

   

  　　三、“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與深化應急管理改革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這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也是“中國之治”的制度“密碼”。

   

  　　第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對于我們繼續完善應急管理體系，進一步創新和推動應急管理變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邁向后工業社會，我們面對的突發事件及其風險越來越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甚至還具有高度的跨界性和新奇性，它挑戰著人們在工業社會形成的依靠科層制組織應對突發事件所積累的一些經驗。也就是說，舊有的經驗在今天遭遇了挑戰，我們拿著一張“舊船票”，可能已經登不上今天的時代客船了。實際上，這一問題不僅中國會面臨，西方發達國家也會面臨。

   

  　　我認為，突發事件及其風險的擴散是沒有邊界的，它經常會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去突破科層制組織所設立的職責邊界。比如，在應對突發事件時要分類管理，按照突發事件的不同類型確立相應的應急主體，落實主體責任。但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復雜的突發事件往往是跨越部門界限的，需要各個部門協同加以應對，這是從橫向上來看。從縱向上來看，叫分級負責，我們把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分成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個層次，分別確立了不同層級的響應主體。此外，我們用不同顏色去表示不同等級的突發事件，特別重大的用紅色表示，重大的用橙色表示，較大的用黃色表示，一般的用藍色表示。也就是用不同等級和不同顏色來對應不同程度的突發事件。但是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微小的突發事件，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迅速地放大升級，超越人為設定的層次分級。所以說，今天的突發事件，從橫向上講可能突破分工的界限，從縱向上講又會突破分級的界限。那么，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將突發事件的應對主體以及應對資源，形成一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組織網絡。我們強調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有9000多萬共產黨員，我們黨的組織是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因此當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我們就可以橫向打破部門邊界、縱向打破分層局限，形成迅速應對突發事件的強大合力。可以看到，只要我們堅持和發揚黨組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就能夠遏制突發事件風險的放大升級和擴散蔓延。

   

  　　西方國家的一些學者也在哀嘆，突發事件是一個棘手問題。為什么他們強調是棘手問題？就在于西方的政治體制和我們不一樣，行政體制跟我們有較大差異。美國作為聯邦制國家，中央是不能主動對各個州以及地方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行干預的。美國的憲法賦予各個州非常大的權力，因此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應對的主責權在各個州，只有當突發事件超過各個州的應對能力時，他們才可以向美國聯邦政府提出請求，聯邦政府才有可能宣布這個州進入緊急狀態，并對其進行救助。在這樣非常繁復的過程中，也許應對突發事件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了。我們國家就不一樣，在汶川地震發生后，全國人民積極行動起來，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第一時間向災區挺進，給人民以力量，給人民以希望。

   

  　　第二，堅持人民當家作主。

   

  　　在面對高度復雜、高度不確定風險時，我們需要有治理理念。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它可能會超越政府的應對能力和應對水平，特別是當前我們面對的許多風險都具有新奇性，可能是“黑天鵝”事件，也可能是“灰犀牛”事件。在這種背景下，以往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準備可能不能夠完全適應這種突發事件的應對需求。應急預案制定的前提是要對未來進行研判，但未來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誰也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么，因此有時我們應對突發事件又可能是基于對既往經驗的總結，并在總結經驗的前提下制定預案，但是未來發生的突發事件的演進路徑、表現形態又可能不同于以往。因此，在發生新奇性突發事件時，政府經常會陷入創新力不足的困境。但是，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還有另外一個法寶，就是發動群眾、動員群眾，走群眾路線，因為群眾中蘊藏著非常豐富的應對突發事件的經驗和智慧。這是我們獨有的一個制度優勢。在中國，我們的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我們的安全也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同樣，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上也要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特點。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群眾路線的法寶，并且在遇到急事、難事、大事時，就會廣泛地開展社會動員。改革開放后，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在一些時候也會面臨新的問題，遭遇新的挑戰。改革開放后，我們的單位制社會發生改變，那么社會動員模式是不是也要發生變化？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問題。未來，我國應急管理應繼續重視自上而下的動員，同時也要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念，探討新的社會動員模式。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公民素質的提升，都使得自下而上進行動員成為可能。在我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社會動員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并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第三，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必然要實現依法應急和依法治理公共安全事務。經過多年的建設，我國已經形成了以憲法為依據、以《突發事件應對法》為龍頭、以各種專項法律法規為補充的應急法律體系。我國在應急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都體現出要實現一種平衡：在確保行政緊急權的順利行使的同時，也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未來，我國要在繼續完善應急法律體系的同時，加強立法前對突發事件演化規律與應急政策的研究，以提高應急法律適度的前瞻性、針對性、可操作性。

   

  　　第四，堅持全國一盤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協調、調動各方資源和力量，集中力量辦大事。汶川地震發生后，我國采取對口支援的方式，幫助受災地區恢復重建，創造了“中國速度”的奇跡，使災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這就是我們堅持全國一盤棋，把全國的資源在緊急時刻調動起來，對受災地區進行支援、支持，提高了資源整合效能。堅持全國一盤棋，是我們應對巨災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未來，我國應急管理要繼續堅持全國一盤棋的思路，進一步厘清中央與地方在防災減災救災、在突發事件風險防范以及在突發事件救援方面的責任，做到上下聯動、相互配合、齊心協力，夯實地方應急管理基礎。

   

  　　第五，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我國56個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由于地理區域方面的原因，我國很多少數民族聚居在西北地區等非常貧困的落后山區，防災、減災和救災能力都比較弱。因此，我國應急方面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對少數民族地區發生的突發事件做了特殊傾斜。《國家地震應急預案》規定，地震發生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和其他特殊地區，可根據需要適當提高響應級別。未來，我國應急管理政策不僅要在災害救援、救助等方面向西部地區特別是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傾斜，同時也要把扶貧和減災有機整合起來，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的抗災能力。

   

  　　第六，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根本特點，是我國形成應對巨災的強大物力和財力保障。作為“共和國長子”的國有企業，每當有巨災發生時，都率先擔負起抗災救災的重任。國有企業不僅注重經濟效益，而且還注重承擔社會責任。未來，我國應急管理應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調動民營企業廣泛參與的積極性，使多種所有制成分形成應急管理的伙伴關系，同時也要利用好保險這根杠桿，為防災減災作出重要貢獻。

   

  　　第七，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

   

  　　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和道德觀念是凝聚人心、形成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共識的思想基礎。每當大災大難來臨，我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社會各界踴躍捐款、捐物，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救災，短時間內就可形成共克時艱、同舟共濟、迎難而上的磅礴之力。未來，我們要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推動慈善事業發展，同時也要加強對應急倫理的研究，將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升華為對人類社會的重要貢獻。

   

  　　第八，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我國應急管理遵循“以人為本、減少危害”的基本原則，著重提升社會公眾的安全感。在防災減災救災領域，我國堅持以防為主、防災抗災救災相結合，全面提升綜合防災能力，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供堅實保障；在安全生產領域，我國恪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底線與紅線，強調發展決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在應急救援方面，我國按照“對黨忠誠、紀律嚴明、赴湯蹈火、竭誠為民”的宗旨，組建國家消防救援隊伍。未來，我們要更加注重對社會公眾的防災減災教育，提升社會公眾的自救和互救能力。

   

  　　第九，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

   

  　　突發事件是隨著社會形態的變更而不斷演化的。應急管理“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必須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從國外經驗看，應急管理的發展主要由事件驅動。在我國，應急管理改革并不只是突發事件的驅動，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主動求變、積極應變的結果。在應急管理改革過程中，要堅持改革創新，以求與時俱進。比如，2018年我國組建應急管理部，就是主動求變、積極應變的一個鮮活案例。從此，中國的應急管理事業為之脫胎換骨、換羽重生，這是一個鳳凰涅槃、重塑再造的過程。未來，我們應該繼續堅持改革創新，做好應急管理改革的后一篇文章，持續推進，久久為功，更多地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我國應急管理事業插上騰飛的翅膀。

   

  　　第十，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

   

  　　我國應急管理事業與西方國家的有所不同。受政黨政治影響，西方國家的應急管理領導崗位會出現一些變化，這種政黨政治變化可能會導致應急管理崗位的變化。我國是共產黨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應急政策可以長期保持一致性、穩定性和連續性。在應急管理干部的選擇上，我國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將敢于擔當、勇于作為、認真負責的干部安排在應急管理崗位。未來，我國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應急管理者的理論培訓，推動應急管理隊伍向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發展。

   

  　　第十一，堅持黨指揮槍。

   

  　　從世界各國看，武裝力量都是應對突發事件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國軍隊參與重大突發事件處置的機制非常順暢，因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我們的政府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不僅是保衛祖國的堅強柱石，也是和平時期建設的中堅力量，更是搶險救災的主力軍和突擊隊。未來，我們應該繼續保持這種優勢，建立更加順暢的軍民聯防聯動機制。

   

  　　第十二，堅持“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我國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一項基本國策。祖國好，香港、澳門才能更好。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我國應急管理應該著力完善三地跨區域應急聯動機制建設，提高協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第十三，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

   

  　　1991年，華東水災發生后，我國第一次主動向國際社會發出援助申請。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國力越來越強大，我們在應急管理方面也越來越多地向國際社會展示出心態開放的一面，一方面廣納外援，另外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救援。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我國廣納外援，展現了一個大國的成熟與自信。與此同時，我國還派出國際救援隊，參與印度洋海嘯、巴基斯坦洪災、海地地震、東日本大地震、非洲埃博拉疫情、莫桑比克熱帶氣旋“伊代”等突發事件的救援，展示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充分展現出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未來，我們應該更加廣泛、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災害治理，讓應急管理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特別是要重點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努力構建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預警防范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