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平：成體系地理解鄉村可持續發展

                        

• 　　可持續發展是鄉村發展建設的方向，也是鄉村發展建設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等重大國家戰略。國家戰略的社會動員和行政貫徹已經成為一個體系。謝伏瞻同志強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職能定位是以當代中國問題導向的社會科學的學理性解釋和儲備性政策研究。所謂學理性解釋，是指在教學、科研以及法制宣傳活動中對法律規范所作的解釋。所謂儲備性政策研究，廣義講是指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超前研究和擬定的可供選擇的政策。它包括四種情況：一是針對情況的動態性，需要相應地及時作出調整，這就要求超前儲備；二是針對情況的復雜性，需要反復研究和擬定，這就要求有一個超前過程；三是針對情況的不確定性，需要提出多種備選政策方案；四是針對一些情況的突發性，需要事先預做應急準備。

   

  　　一、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出的時代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被破壞的形勢日益嚴峻，如何實現人類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引起全世界共同關注。1980年3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委托國際資源和自然保護聯合會編纂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在中國、日本、美國、英國、蘇聯等35個國家首都同時簽字通過并發表。目標是促使各國通過保護生物資源的途徑，盡快達到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目的，幫助促進持續不斷地發展。《大綱》共20章，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7章，主要包括保護自然資源的三個目標及其具體目的與措施；第二部分包括第8-14章，列出國家級和地方級行動綱領，建議各國采取的行動；第三部分包括第15-20章，闡明生物資源的多國共有性，要求采取國際行動和多邊合作。《大綱》特別強調，國內環境法制應予完善，有關國際協定應予全面履行。

   

  　　1981年，美國學者布朗（Lester R.Brown）出版《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和開發再生能源來實現可持續發展。布朗在書中首次使用“可持續發展”一詞。

   

  　　1992年6月，世界環境和發展大會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方針，制定并通過了《21世紀行動議程》和《里約宣言》等重要文件，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

   

  　　1994年3月，《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正式通過，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編制出本國21世紀議程行動方案的國家。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根據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條重要的指導方針和戰略目標上升為國家意志。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之一。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提出，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強調，堅定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生存的家園”的深切關懷，是一項惠及子孫后代的戰略性舉措，是中華民族對于全球未來的積極貢獻。

   

  　　二、如何實施鄉村可持續發展

   

  　　中國小農經濟面臨的大變局，主要表現在：農村土地產權邊界的突破；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專業農戶取代兼業小農；農村出現了市場經濟的農業地租。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發生歷史轉型，從過去一直以高勞動投入來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發展模式轉向以資本投入、機械投入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模式，即：由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追求農民農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到現在追求以土地生產率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農業生產服務體系逐漸成型并形成規模，在設施農業、規模農業、綠色農業、智能農業、休閑農業興起之后，相當部分農村的留守老人其實只是在看地，種地經營的主體已經是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我國農業事實上進入了追求利潤的階段，并提供大量的農業地租。農業的以小農家庭為生產單位只是一種表象，不是要素擁有而是要素經營意義上的小農經濟，更不是傳統的小農經濟了。

   

  　　此外，農村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務領域薄弱。農村人口減少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不足呈交叉遞進趨勢，出現了村莊空心化、農戶空巢化等現象。同時，城市工業消費品大量下鄉，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相繼撤離邊遠農村，導致當地農民生活成本快速現代化、貨幣化。家庭如果沒有打工收入，將很難承擔現在的生活方式。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句話二十個字，如果我們用構效關系范式來分析，可能就會有一種新的認識。

   

  　　幻燈片11聚合物光伏電池的新材料與構效關系制作PPT后的圖片

   

  　　聚合物光伏電池的新材料與構效關系

   

  　　這是由基礎科學問題出發的研究，“效率競賽”是以獲得高效率為目標的研究。

   

  　　構效關系范式一是目標導向設計對實驗全過程的縱貫性關注，強調材料可及、性能保障和目標導向的持續校正；二是對性能的“4Y”追問。以目標導向設計對實驗全過程的縱貫性關注包括：材料和性能。在侯的范式中，材料和性能是第一、第二階段，可以整合為一個階段。材料和性能是一個問題的不同視角，材料是針對性能選擇的具有匹配性的可替換材料，包括：活性層材料，在社會結構中，可以定義為智能勞動力。支撐性材料，即活性層材料附著的支撐基質。在社會結構中，可以定義為家庭、原居民，包括老人和兒童。規模化制備，在農村調研中我們往往缺乏對社會成員的規模化制備的描述。器件工作原理，即成員發揮其基質性能的必要條件。

   

  　　在性能中，性能1是指基質性能，它是我們選擇材料的依據；性能2是指在當下實驗及生產過程中材料現實發揮的性能。在生產過程中，性能1是必要條件，它受激勵或抑制的情景影響；而性能2是否能夠發揮及充分發揮，不僅要受到本身的情緒支配，還要受到環境中是否有鏈接干擾，是否有添加劑、干擾劑等的影響。

   

  　　此外，重要指標是指按照設計要求配置的材料、性能及過程的產出物是否如預期達標。如果沒有達標，就要追根溯源查找原因。有機化學反應過程不允許有黑箱效應，所有的不合預期都需要在材料、性能及過程中得到合理有效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重要指標并非同一層次，在優先序上有排位，在重要性上有層級。同時，還要注重指標間的相互干擾，即可能求甲則影響乙，求乙則影響丙，等等。這可以應用于在鄉村振興中，對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兩兩分組的關系分析。在鄉村振興中，我們認為最終指標就是村落共同體。其中，主體性、公共性及歸屬感對村落共同體甚為重要，因為這三項構成獲得感。

   

  　　有機光電領域對性能的“4Y”追問，即：效率、持續性、可重復性、可裝備性。效率，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社會科學等領域普遍受到關注。可持續性，即材料本身的質地、強度、柔韌度、抗彎性、導電性是否可靠，材料性能是否穩定，反應過程是否穩定，對環境如溫度、濕度、水質、空氣清潔度是否敏感等。可重復性，指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下，可以重復生產或產生。可裝備性，這點社會學研究從理論設計上還從來沒有關注到，而實驗、工程學、軍事戰略戰術等對此十分重視。實踐中，往往不是因為材料、性能及基本反應過程的問題，而是加工參數不精準，最后組裝配套工藝不精細導致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由此可見，人員、素質、程序、現場調校、驗收等非常重要。

   

  　　幻燈片17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構效關系圖制作PPT后圖片

   

  　　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構效關系圖

   

  　　鄉村可持續發展涉及方方面面，但都需要人才，需要人才發揮功能來落實，才能由方案變成行動，取得成效。我們認為，除了制度、技術、裝備、平臺之外，最關鍵、最重要的是人才，是人才精益求精、嘔心瀝血的程度。我們將主體性、公共性、歸屬感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縱向性關注的整合性指標，就是要農村的每一個人都關注發展，投身發展，從發展中受益，而且這種獲得感不是通過個人行動的市場交換獲得的。一定意義上，這就是重建農村的熟人社會。這個熟人社會既包括原居民，也包括為鄉村振興和發展而努力的新村人。這種合作、認同、歸屬感和公共性的建立，是一種開放的新型主體性，是保證鄉村振興戰略鮮活生動、有人情味、有鄉土感的必要條件。

   

  　　我們接下來看價值理性的“宗旨-技術”關系范式。構效關系提供的是工具理性的支持，而“宗旨-技術”流變分析則是看背后的價值預設和關懷，在旨趣相同或相近條件下，對工具理性范式的整合性目標是否成立、是否沖突、可否比較、可否優化作出選擇和討論。

   

  　　三、貫徹落實鄉村可持續發展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村社共同體

   

  　　鄉村可持續發展是一項重大的國家干預行動，是一項重大的社會修復工程。國家的資源配置規則、企業資本的逐利規則、返鄉者的回報和貢獻規則、原居民的鄉土沿襲規則，都蘊含著多重異質性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和深度融合，它們在廣闊田野將開展的多種互動的合法性秩序重建，是合作還是沖突，是認同還是抵制，是有緩沖的縱深還是沒有退路的立決當下，這些都影響深遠。有矛盾和沖突是正常的，關鍵是要建立解決的機制，要有回旋的余地。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和產權實現形式和管理形式需要立法清晰，村社共同體的權利和村民自治權力的邊界也需要在實踐中清晰。而由此導致的最后沖突，可能不是社區資源利用效率和利用方式是否現代化的沖突，而是不同文明、不同價值觀的合法性沖突。

   

  　　（二）土地關系

   

  　　促進鄉村振興立法工作已經提上日程，我們需要注意時代的變化。近代物權與債權均指向自治性主體，而當代民法則必須應對自治性客體的大量興起。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承包到戶與承包到人相比，耕地承包到戶是最佳的制度選擇。它既保障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又保障了未來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新人出生后的耕地資源。將來，鄉村的矛盾焦點可能會在聯合家庭、重組家庭內部展開，法律要為可能的家庭內部矛盾內部不可化解時留下司法救濟的接口。同時，鄉村振興戰略也要為這些矛盾的解決預留制度安排。

   

  　　（三）民法秩序

   

  　　在本次民法典修改中關于婚姻法的討論，關注到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后家庭分配規則的法律支持，關注到農村外出人口已經脫離農村日常生活的空間互動后被視為邊緣人的知情權問題，關注到在調查中已經發現村民大會、常年離村人員在村內住宅的維修權的限制等。從本次民法典編撰的研究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民法所定義的正義世界正經歷重大轉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余成峰認為，世界正構筑起人與物的全面數字化、信息化與交互化的網絡，新的財產形態、信息資本與虛擬經濟大量興起，這對傳統的人法和財產法理論構成巨大挑戰。伴隨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民事權利主體呈現多元化趨勢，民法需要新的“人法”理論來重新定義法律人格和法律行為等概念，這將深刻改變傳統的所有權、契約和侵權理論。

   

  　　工業革命以來，圍繞有形物構建的民法秩序正向圍繞信息構建的民法秩序全面轉型，當代社會正由工業主義模式向信息主義模式轉變。農村發展固然有滯后性，但面臨的這兩個轉變也不可能置之度外。面對當代信息化革命浪潮，即時生產、靈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庫存、大規模外包蓬勃興起，所有權地理分布趨于分散，無形財產與知識產權正從伴生性、邊緣性、附屬性、衍生性地位走向法律舞臺的中心。伴隨著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興起，傳統以自然人為中心的民事法律主體概念也將遭遇深刻的挑戰。

   

  　　（四）法律關系

   

  　　鄉村振興勢必要求擺脫“農村是農民的，農民是同質的，農業生產是村落內部化的，農民對于農業生產是全能的”這樣的法律思維，既要著眼于保護農民作為原居民的泛化利益的傳統觀念，又要考慮農民的利益優先序，要關注當代農業生產中新的要素、新的功能，因為這將涉及新的創新要素和先進要素進入農村形成的創新地租的分配和再分配。這就需要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重新定位新時期農村民事法律的發展中心，必須正視信息社會特征以及不同法系，包括正規法和習慣法、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等一系列緊密融合的現實。同時，鄉村振興戰略要求的鄉村發展是開放性發展，發展既要保護農村原居民的利益，也要考慮人力資本、技術投入、管理經驗等進入農村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的第三產業人員的利益，這是科技進步、社會分工為農村經濟發展、生活舒適帶來的利益增量的合作經營、合股經營的分享，它不會損害農村原居民的利益，但會挑戰那些認為農民獨占享有農村發展成果的狹隘預期。

   

  　　（五）農業經營者

   

  　　我們更為迫切需要關注的是，農村內部成員的分化。現在的制度供給已經顯現出正規法和習慣法疏離的苗頭，農村中“農二代”去農化已經成為明顯趨勢，這事實上解體了農村家庭共同生活的性質，造成留守人員等一系列問題。在發達地區的農村中，開始顯現對于農村的土地耕地更重視使用權的趨勢。對于常年在外的人員，一些弱化其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傾向也在抬頭。在合同法中，對于長期租戶的保護有明確的要求。在村民自治討論決定的重大事項中，也開始涉及由他人代種超過十年的等這類問題。農村的小農經濟不可能短期轉變，但農村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經營是發展趨勢。同時，農業生產產業鏈中，生產性服務業蓬勃興起，托管經營在不改變土地三權分置的條件下形成新型合作關系。

   

  　　（六）家庭關系

   

  　　在農業現代化的演進過程中，傳統農民對于種植業全程全包的形式已經打破，承包農民和種地經營農民這兩個概念并不完全重合。這樣，土地對于農民的保障功能也需要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農民重新設計。如今，休閑農業和民宿經濟發展迅猛，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綜合效益明顯提高。比如浙江德清，農民將自家房屋或院落出讓普遍在20年以上，這就需要農村的耕地關系、農民的宅基地關系與租賃關系的法律解釋內在統一。現在，民宿經濟的開辦或投入往往是家庭全部成員，既包括戶口已經離開農村的家庭成員也包括已經轉為公務員的家庭成員的投資入股、技術入股、管理入股等，這些股權表現為家庭內部或家族合資。這就要求對于農村在土地資源的使用權和其他要素的權益，要為未來的討論、糾紛、爭辯進行儲備性政策研究，因為這將涉及農村發展的宗旨關懷。“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農村發展的總要求，在“宗旨-技術”科學范式意義上還有理解沖突，同時在文件主導和立法主導中也出現一些分歧。

   

  　　2014年開始，蘇錫常、杭嘉湖平原已經農村現代化，不同于其他地區的農村類型。這些都需要社會學的范式關注，要有科學范式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服務要優先配置，要超前于農村人口的實際集聚程度。同時，人才是關鍵。此外，農民的觀點也要與時俱進，要有合作和分享的意識，而不是獨占土地收益的思想。